周伟洲，男，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1965年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同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6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等。主要论著有《赤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陕西通史·民族卷》、《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唐代党项》、《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著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一等奖1次，及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我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同样，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们也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还没有人重新为它们分别撰写历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史家对十六国的历史不够重视，认为十六国时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这些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去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通史，对它们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二是由于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均先后散佚，这给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造成了极大的团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开创了我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加之，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伟立同志撰写的《成汉史略》（四川通史丛书之一），首先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努力。

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均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均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后来，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他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

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2]，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崔鸿《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

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