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作者有幸拜读杨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国》,最吸引作者的是关于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作者当时就感觉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海明威中国行的资料汇编,而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当一部资料性质的汇编具有系统研究的内容并能给人以启示的时候,它就够上了学术的档次。
首先,作者收集了国外有关海明威访华的背景资料,拜访撰写海明威传记的权威作家卡洛斯·贝克教授,专访了设在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藏书部”,采集到当时尚未见发表的海明威访华的有关资料和照片。
其次,作者搜遍了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国报刊关于海明威访华时的报导和评价,尤其是专访了当时担任海明威翻译的夏晋熊教授。 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可信的第二手资料。作者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了海明威夫妇访华的目的、行程及其反应。
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摆出“作者”绝对可靠的权威架势,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海明威在香港见到的是宋庆龄还是宋霭龄,在重庆与周恩来的谈话內容是什么,海明威这次访华有什么意义等等,作者都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本书除了叙述海明威中国行这个中心问题之外,还评述了当时国外海明威研究的走向,系统介绍了作者国海明威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资料,并提供目录索引。
《大航海时代的航路开拓者: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洋征服史》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如何凭借其卓越的航海技术、坚定的宗教信仰以及雄厚的王室支持,一步步揭开地球的神秘面纱,开辟出连接新旧大陆的壮阔航线。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年代记,而是一部关于勇气、野心、技术革新与文化冲突的宏大叙事。 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葡萄牙,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较早崛起的海上强国。从亨利王子在萨格里什建立的航海学校开始,书中详尽描绘了葡萄牙人如何克服对“世界边缘”的恐惧,依靠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的革命性设计,逐步向非洲西海岸探索。我们细致梳理了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达·伽马抵达印度的里程碑式航行,分析了这些成功背后的海洋动力学知识、天文学观测技术以及商业运作模式。葡萄牙人最初的目标是控制香料贸易的源头,建立一个以贸易站(Feitoria)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其“海上马六甲”的战略布局,如何彻底颠覆了威尼斯和阿拉伯商人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是本书的重点分析对象之一。 随后,笔锋转向西班牙,一个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胜利后,急需通过新财富来巩固统一的王国。哥伦布的“向西航行抵达东方”的执念,虽然建立在错误的地理认知之上,却意外地开启了美洲大陆的“发现”时代。书中不仅呈现了哥伦布前三次航行的惊心动魄,更重要的是,我们深入探讨了西班牙王室——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如何通过《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与葡萄牙划分世界,显示出当时欧洲强权对未知土地的划分决心。 本书的中间部分,聚焦于技术与人物的交织。我们详细阐述了磁罗盘、星盘(Astrolabe)以及更精确的航海图的演进,这些工具如何从理论走向实战,成为水手们在茫茫大洋中定位的生命线。人物方面,我们不只关注英雄,也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制图师、天文学家和船匠。例如,如何理解葡萄牙航海家对于风向和洋流的经验积累,以及西班牙探险家如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他们如何利用欧洲的武器、疾病和政治手段,在美洲建立起殖民统治的骨架。 进入十六世纪中叶,航路开拓进入了“环球时代”。麦哲伦船队的悲壮环球航行,虽然以船队指挥官的死亡告终,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地球的球形,并开辟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麦哲伦海峡”,尽管这条航道在实践中过于危险和漫长。书中详细对比了西班牙人对太平洋的探索(如巴尔博亚的发现)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商业扩张之间的战略差异。 本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对后果的深刻反思。航路的开拓并非只有荣耀,它伴随着残酷的现实:原住民文明的毁灭、奴隶贸易的兴起(尽管葡萄牙早期在非洲的活动更侧重于贸易而非大规模种植园奴隶制,但随着巴西的开发,奴隶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以及物种的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对全球生态系统的深远影响。我们探讨了“价格革命”如何因美洲白银的涌入而席卷欧洲,重塑了欧洲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 最后,本书总结了这次大航海时代对欧洲世界观的重塑。地理概念的扩大,宗教传播的野心,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加速,共同构筑了近代世界的基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模式虽然最终被荷兰、英国等更具商业灵活性的国家超越,但他们奠定的航海遗产和世界连接的开端,是任何后续历史都无法绕开的基石。本书力求在展现宏伟史诗的同时,不回避其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核心主题: 殖民主义的萌芽、技术驱动的地理发现、早期全球化进程、贸易路线的重构、欧洲王权对海外扩张的支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