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
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关于理财: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
评分开场白,先说一个老故事: 「初期法币贬值,有一个故事,传说纷纭: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恳恳地积了许多资财,弟弟有钱就买啤酒喝。常常囊中空无一文,可是他饮罢啤酒之后,总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后花园旷地。后来马克跌到不值钱,哥哥的积蓄化为乌有,...
评分传统社会应当是我当下想象不出来的一种社会。 首先,人是朴素的人,每个人之间由共同的文化价值纽带所维系,由是他们能在天地间安身立命。这种公认的文化价值,简言之,即愚公移山般勤劳、设身处地的善良、对文化如神祗的尊崇。(虽然善良之为物乃人类共有,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社...
评分这个小孩,出身于商人家庭,他八岁那年,家庭破产,接着父亲过世。在亲友的接济下,他才得以完成学业。二十岁时,这个勤奋精明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诊所,后来更成为上海的名中医。不过,陈存仁没有把自己的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写成一部励志类传记,却以大量...
评分开场白,先说一个老故事: 「初期法币贬值,有一个故事,传说纷纭: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恳恳地积了许多资财,弟弟有钱就买啤酒喝。常常囊中空无一文,可是他饮罢啤酒之后,总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后花园旷地。后来马克跌到不值钱,哥哥的积蓄化为乌有,...
我个人对那些揭示“边缘”声音的作品抱有极大的热情。主流的历史往往只记录了成功者、掌权者或那些主动拥抱变革的人的故事,但真正构成社会底色的,是那些被推到角落里的群体——小商贩、手艺人、佣工、甚至那些被时代抛弃的遗老遗少。他们的生活逻辑和生存哲学,往往与主流叙事格格不入,但也因此提供了观察社会韧性的独特视角。想象一下,在一个经济结构正在剧烈重组的时代,一个世代相传的匠人如何面对自己技艺的贬值,他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维护那份“不合时宜”的尊严?或者,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被迫离开故土的乡村移民,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是如何构建起新的邻里关系和互助网络的?这些零散的、非官方的生存策略,往往比官方的政策更具生命力。优秀的社会史,应当是一部“平民的编年史”,它尊重每一个微小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让那些原本沉默的群体,通过文字重新拥有了他们应有的历史份额和声音的穿透力。
评分最近读完了一本关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力作,虽然我没法具体评论您提到的那本书,但基于我阅读体验,我可以聊聊我对这类历史著作的普遍感受。 我常常觉得,要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脉络,光看宏大的政治叙事是远远不够的。那些冰冷的文件、激烈的革命口号,固然重要,但真正构建起社会肌理的,是那些柴米油盐里的细节。比如,一个普通家庭的餐桌上,从粗粝的杂粮如何慢慢过渡到精细的白米,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农业产量的提升,更是阶级分化、市场渗透和消费观念转变的缩影。我最近读到关于某一时期城市中“洋货”的兴起,那些舶来的火柴、玻璃镜子,如何在传统手工业者的经营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最终导致了整个行业的重塑。这种从微观切入,由小见大的叙事方式,总是让我对历史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错觉。我特别欣赏那些能够挖掘出日常“物”的社会学意义的学者,他们把那些被历史学家忽略的物件,重新赋予了生命和话语权,让尘封的记忆得以被重新触摸和感受。这种对生活质感的捕捉,远比空泛的理论更能打动人,因为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不是书本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无数个体鲜活的生存体验汇集而成的河流。读到动情处,我甚至会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们,他们对未来的期盼与恐惧,究竟是如何在这些日常的物件中找到安放之所的。
评分我最近在阅读中发现,很多关于近代化的讨论,往往聚焦于“器物”的引进,比如铁路、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性指标。然而,真正决定一个社会能否健康转型的,恰恰是那些“软性”的基础设施——比如信任机制的建立、契约精神的培育,以及公共领域的形成。我期待看到,一部深入生活史的作品,能如何处理这种“无形资产”的积累与流失。以商业活动为例,一个可靠的信用体系,比再多的金钱流通更重要。当一个社会从依靠人情担保转向依赖法律文书,这个过程中的阵痛、欺诈与重建,才是社会韧性的真正考验。我记得某段时期,民间对于“契约”的理解,经常与地方势力和宗族力量纠缠不清,导致制度化的变革步履维艰。如果能有材料展示出,老百姓如何在新旧规矩之间摸索出新的交易模式,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检验”新来的规则是否值得信赖,那将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历史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必然的进程,而更像是一场充满偶然性的人类实验,而信任的重建,无疑是其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
评分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叙事的复杂性绝非单一线性可以概括。我们习惯于将时代区隔得清清楚楚,仿佛泾渭分明,但现实的流动性远比教科书上呈现的要混沌得多。我关注的另一个点是,在社会结构发生剧烈震荡的时期,不同群体对“新事物”的接纳与排斥,往往构成了最精彩的张力场。比如,在某个特定年代,传统士绅阶层对于新式教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深知不学新知将被时代淘汰,另一方面又对传统伦理的崩塌感到深深的焦虑与不舍。这种内在的撕扯,远比外部的冲突更具研究价值。好的历史作品,不应该只做历史的记录员,更应该是一位精妙的心理侧写师,深入剖析那些在变革风口上摇摆不定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我尤其对那种夹缝求生的叙事充满敬意,那些在两个世界之间小心翼翼走钢丝的人,他们如何平衡体面与生计?他们的妥协与坚持,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底色。如果一本书能够细腻地描绘出这种“两难境地”的生存智慧,那它无疑是成功的。这种对人性复杂面的挖掘,超越了单纯的史实罗列,直击历史的灵魂深处。
评分阅读这类侧重社会生活的著作,最吸引我的往往是那些关于“时间观”的变迁。在工业化和现代性浪潮冲击之前,人们的时间感大多是跟随自然节律和农时而动的,松散而循环。而随着商业的深入和新的工作制度的引入,时间的价值被重新定义,变得精确、量化,甚至成为一种可被交易的资源。我一直在思考,这种时间观念的重塑,对个体精神面貌的影响有多大?一个习惯了“慢节奏”的社会,突然被要求像机器一样精确地运转,这种内在的冲突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书里有没有描述过,人们如何应对“准时”的压力?比如,工厂里的打卡制度是如何被最初的工人理解和抵制的?或者,在交通工具革新后,远方的概念是如何被压缩的,这种“距离的缩短”是否也带来了心理上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如果能捕捉到这些关于“速度”与“节奏”的微小变化,就如同在历史的肌理上看到了微电流的流动,它揭示了社会转型的深层动力——它不只是关于生产力的提升,更是关于人类感知世界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评分文笔间有股让人不能辨明的讨厌味道
评分沪上民国往事,和唐鲁孙的燕京民国往事两相对照,颇有趣味
评分到了还是未能终卷,剩了两章。实在不想看了,写的好不好搁一边,这份显摆,这个啰嗦。那本《抗战时代生活史》不这样啊?哎。
评分还有他没见过的民国名人吗?
评分补mark,知道不可靠,还是津津有味看完了,确实也是他最好看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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