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閔氏的自序，“六書通”取自“通六書之變也”，這便是本書的宗旨。吳省蘭認為“通”的含義是：“猶之曰故也，有典故，有訓詁。訓詁之故，釋詁之詁也。典故之故，已然之跡也”。這是從閔氏選擇字體的角度來說的，還不是閔氏的本意。閔氏的本意應該是“通《說文解字》之執也”，也就是說閔氏想通過此書參透許書中的“六書”，能夠貫徹許書的體例。但是閔氏並沒有貫通得很好，他以《金石韻府》體例編排，以《洪武正韻》統《說文》篆字，僅在“附通”中體現瞭部首統字的原則。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自稱通許慎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慎為執也。”在書中，有些字在加瞭偏旁或部首之後，就成瞭原來字的變體，作者稱之為“附通”。在“附通”中隻列說文中的小篆不再列其他的形體。畢既明在序中稱：“附之以不變，通之以無不可變。”即認為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體現許書的旨意的。但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其但有小篆而無彆體者，則謂之‘附通’”，這並不是作者“通六書之變”本意，是在貫徹許書之“執”的過程中造成的客觀結果，收字的時候並不是按照隻有小篆沒有彆的形體的標準進行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是不確切的。

值得注意的是，閔齊伋注意到瞭齣土器物的價值，並且將其與《說文》相比勘，發現“其略同於《說文》者十許字耳”，這樣的說法可能有點誇張，但是正是這一點體現瞭文字發生的劇烈變化。在《六書通》中閔氏引徵瞭大量周秦時代的鍾鼎彝器以及秦漢印章。另外，閔氏還認識到瞭社會的發展與文字本身的變化對漢字形體的影響。認為“世與世禪。字與字禪，不有損益，不足以成其禪”，“一代之同文即為一代之變體，變變相尋，充塞宇宙”。

《六書通》仿照《金石韻府》的體例，以《洪武正韻》統字。每一字楷書上列俗體字，下列《說文》中的小篆及反切，《說文》以大徐本《說文》為主。凡是《說文》中的部首字，均標明“建首”二字，然後列古文﹑籀文﹑鍾鼎彝器以及秦漢公私印章。凡是《說文》所無者，均注明齣處，自為注解，並引經史加以證明。此書為後世保存瞭大量的字的不同形體，閔氏《凡例》說：“灼然乖悖者，芟之稍涉疑似，安知古人之不齣於疑似也，現當並存以俟韆古。”凡是一筆一劃不同者並錄，保存瞭大量的字體。這一方麵錶現瞭作者力圖存古的思想，另一方麵也造成瞭收字太濫的弊病，缺乏必要的甄彆，這可能與閔氏的文字修養有關。特彆是其書引用的古器物和秦漢印章，為我們保存瞭大量的古體字，不管這些字形是否可靠，但是他終究為我們保存瞭一種形體，能夠為我們的古文字研究提供一定的綫索。這也和本書的旨意相一緻的，它本身就是為瞭保存字體。

我國古代傳寫古文字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字書，二是鍾鼎器物（包括石刻），前者以《說文解字》為代錶，後者以《魏三體石經》為代錶。閔氏在引書時不僅照顧到瞭傳統的字書，而且更多的關注瞭齣土文物以及傳世文獻。在其引用書目中以大徐本《說文解字》﹑《汗簡》﹑《六書統》﹑《書學》﹑《魏正始石經》﹑《碧落碑》為主，同時又有《王存乂切韻》﹑《籀韻》﹑《同文集》﹑《六書正譌》﹑《馬日磾集》（即《汗簡》中的《群書古文》）﹑《義雲章》﹑裴光遠《集綴》﹑希裕《略古》﹑硃育《集字》﹑《古尚書》﹑《古毛詩》﹑《古禮記》﹑《古春鞦》﹑《古孝經》﹑《古論語》﹑《古爾雅》﹑《古史記》﹑《天颱經幢》（即《道德經》）等傳世文獻，更引人注意的是其書大量的引用詛楚文﹑鍾鼎文﹑碧落碑，又有仲考父壺﹑伯姬鼎﹑楚王鍾以及大量的秦漢時期的公私印章，可謂材料宏富，其中所收字有很多是《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沒有的，特彆是古器物的文字，可以相互參照，配閤使用，為我們認識古文字提供瞭很多材料。

但是，這部書依然存在著一些缺點。第一，這部書沒有真正貫徹自己的“通六書之變”，“通《說文解字》之執也”的旨意。以《洪武正韻》統《說文》字，以“附通”體現文字變體，沒有照顧到文字本身的演變規律。在進行注解時也沒有從“六書”的角度以及部首排列的角度來談。古代字書一般在行世時有兩大係統，一是主《說文》，以部首隸字，一是以聲韻統字。《六書通》以韻隸字，便於當時人使用，但是與《說文解字》的“始一終亥”的五百四十部統字總有距離。本書最後做到的僅是將《說文解字》中的字一一分隸於洪武正韻。隻有“附通”還能稍通許意。第二，所選字的形體不可靠。《六書通》中有些字如“小” ﹑“鳥” ﹑“示” ﹑“黽”等字下注明齣自《汗簡》，但是檢核《汗簡》並沒有《六書通》中所收的字體；《汗簡》與《六書通》同收“靜”字，均雲齣自《義雲章》，但是形體大異；“領”字《汗簡》中收入瞭兩種形體，但《六書通》隻收其中一體，注明齣自《汗簡》，《六書通》中收的這種字體也與《汗簡》中的字體有些差彆。“輔”字兩書中均注明齣自《王庶子碑》，但是形體有很大差彆。這樣就讓我們産生一個疑問，為什麼同齣一處而字體會有差彆呢？可能有這樣的原因：一是閔齊伋和郭忠恕看到瞭不同的拓本；二是閔氏在集字時所注齣處有虛假的嫌疑；三是畢既明在篆定的時候加入瞭自己的主觀因素，使其形體産生瞭差異，但是畢既明是精於籀篆的，一些差彆比較大的字從這一條講不通。因此很可能有些字的齣處是不可靠的。第三，引用書目體例不嚴謹。如同是楊桓《書學》，“頌”下注明“楊桓書學”，而“衝”下注“書學”；同是楊升庵《逸古》，“融”下注“逸古”，“鍾”下注“升庵逸古”；同是周伯琦的《六書正譌》，而“聰”字下注“周伯琦六書正譌”，“堆”字下注“正譌”，有些字下又注“六書正譌”。其中這樣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第四，有些字不見齣處，隻有閔齊伋自己的注解，很難讓人信服。因此，此書體製不精也就顯現齣來。

《訂正六書通》十捲，原名《六書通》，明末閔齊伋撰，後經畢既明撰定付梓印行，因以“訂正”冠諸原書前，名《訂正六書通》。閔齊伋，號寓五，浙江烏程人，其所刻書以硃墨套印著稱，世稱閔本，刻書甚多，陶湘有《明吳興閔刻書目》。

據書前諸序，可知此書閔齊伋完成於順治辛醜（公元1661年），時年八十二，當時並未付梓印行。閔氏以刻書聞名，而此書未得刊行於世，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個稿子本身就是一個未竟稿；二是閔氏後代子孫在其死後不能世守其業，以緻流散。後來這個抄本傳至笤溪程煒處，程煒與畢既明的哥哥過往甚密，因畢既明“尤精篆籀諸法”，而請正於畢既明。畢既明用四年的時間，在康熙五十九年厘定付梓以廣其傳。此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中，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康熙五十九年刻本，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就是從這個本子來的。

《訂正六書通》行世後，畢既明的後代畢星海在嘉慶年間又廣收博采，成《六書通摭遺》二捲，其書仍以韻分隸《說文》字。此書自序雲：“凡《六書通》所未載之字及筆跡有不同者，輒為摹錄”，在選擇碑碣﹑鍾鼎上比《重定六書通》有瞭進步，鍾鼎文字“據金石傢所藏拓本”，古文奇字“所收至慎，惟碑碣真本鑿鑿可據，苟有小異，具錄於編”。書中吸收瞭前代字書﹑器物以及當時人的研究成果，成為《訂正六書通》的有益補充。

《六書通》仿照《金石韻府》的體例，以《洪武正韻》統字。每一字楷書上列俗體字，下列《說文》中的小篆及反切，《說文》以大徐本《說文》為主。凡是《說文》中的部首字，均標明“建首”二字，然後列古文﹑籀文﹑鍾鼎彝器以及秦漢公私印章。凡是《說文》所無者，均注明齣處，自為注解，並引經史加以證明。此書為後世保存瞭大量的字的不同形體，閔氏《凡例》說：“灼然乖悖者，芟之稍涉疑似，安知古人之不齣於疑似也，現當並存以俟韆古。”凡是一筆一劃不同者並錄，保存瞭大量的字體。這一方麵錶現瞭作者力圖存古的思想，另一方麵也造成瞭收字太濫的弊病，缺乏必要的甄彆，這可能與閔氏的文字修養有關。特彆是其書引用的古器物和秦漢印章，為我們保存瞭大量的古體字，不管這些字形是否可靠，但是他終究為我們保存瞭一種形體，能夠為我們的古文字研究提供一定的綫索。這也和本書的旨意相一緻的，它本身就是為瞭保存字體，也是研究漢字字體演變及書法篆刻的工具書。

但是，這部書依然存在著一些缺點。第一，這部書沒有真正貫徹自己的“通六書之變”，“通《說文解字》之執也”的旨意。以《洪武正韻》統《說文》字，以“附通”體現文字變體，沒有照顧到文字本身的演變規律。在進行注解時也沒有從“六書”的角度以及部首排列的角度來談。古代字書一般在行世時有兩大係統，一是主《說文》，以部首隸字，一是以聲韻統字。《六書通》以韻隸字，便於當時人使用，但是與《說文解字》的“始一終亥”的五百四十部統字總有距離。本書最後做到的僅是將《說文解字》中的字一一分隸於洪武正韻。隻有“附通”還能稍通許意。第二，所選字的形體不可靠。《六書通》中有些字如“小” ﹑“鳥” ﹑“示” ﹑“黽”等字下注明齣自《汗簡》，但是檢核《汗簡》並沒有《六書通》中所收的字體；《汗簡》與《六書通》同收“靜”字，均雲齣自《義雲章》，但是形體大異；“領”字《汗簡》中收入瞭兩種形體，但《六書通》隻收其中一體，注明齣自《汗簡》，《六書通》中收的這種字體也與《汗簡》中的字體有些差彆。“輔”字兩書中均注明齣自《王庶子碑》，但是形體有很大差彆。這樣就讓我們産生一個疑問，為什麼同齣一處而字體會有差彆呢？可能有這樣的原因：一是閔齊伋和郭忠恕看到瞭不同的拓本；二是閔氏在集字時所注齣處有虛假的嫌疑；三是畢既明在篆定的時候加入瞭自己的主觀因素，使其形體産生瞭差異，但是畢既明是精於籀篆的，一些差彆比較大的字從這一條講不通。因此很可能有些字的齣處是不可靠的。第三，引用書目體例不嚴謹。如同是楊桓《書學》，“頌”下注明“楊桓書學”，而“衝”下注“書學”；同是楊升庵《逸古》，“融”下注“逸古”，“鍾”下注“升庵逸古”；同是周伯琦的《六書正譌》，而“聰”字下注“周伯琦六書正譌”，“堆”字下注“正譌”，有些字下又注“六書正譌”。其中這樣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第四，有些字不見齣處，隻有閔齊伋自己的注解，很難讓人信服。因此，此書體製不精也就顯現齣來。

按照閔氏的自序，“六書通”取自“通六書之變也”，這便是本書的宗旨。吳省蘭認為“通”的含義是：“猶之曰故也，有典故，有訓詁。訓詁之故，釋詁之詁也。典故之故，已然之跡也”。這是從閔氏選擇字體的角度來說的，還不是閔氏的本意。閔氏的本意應該是“通《說文解字》之執也”，也就是說閔氏想通過此書參透許書中的“六書”，能夠貫徹許書的體例。但是閔氏並沒有貫通得很好，他以《金石韻府》體例編排，以《洪武正韻》統《說文》篆字，僅在“附通”中體現瞭部首統字的原則。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自稱通許慎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慎為執也。”在書中，有些字在加瞭偏旁或部首之後，就成瞭原來字的變體，作者稱之為“附通”。在“附通”中隻列說文中的小篆不再列其他的形體。畢既明在序中稱：“附之以不變，通之以無不可變。”即認為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體現許書的旨意的。但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其但有小篆而無彆體者，則謂之‘附通’”，這並不是作者“通六書之變”本意，是在貫徹許書之“執”的過程中造成的客觀結果，收字的時候並不是按照隻有小篆沒有彆的形體的標準進行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是不確切的。

值得注意的是，閔齊伋注意到瞭齣土器物的價值，並且將其與《說文》相比勘，發現“其略同於《說文》者十許字耳”，這樣的說法可能有點誇張，但是正是這一點體現瞭文字發生的劇烈變化。在《六書通》中閔氏引徵瞭大量周秦時代的鍾鼎彝器以及秦漢印章。另外，閔氏還認識到瞭社會的發展與文字本身的變化對漢字形體的影響。認為“世與世禪。字與字禪，不有損益，不足以成其禪”，“一代之同文即為一代之變體，變變相尋，充塞宇宙”。

《訂正六書通》十捲，原名《六書通》，明末閔齊伋撰，後經畢既明撰定付梓印行，因以“訂正”冠諸原書前，名《訂正六書通》。閔齊伋，號寓五，浙江烏程人，其所刻書以硃墨套印著稱，世稱閔本，刻書甚多，陶湘有《明吳興閔刻書目》。

據書前諸序，可知此書閔齊伋完成於順治辛醜（公元1661年），時年八十二，當時並未付梓印行。閔氏以刻書聞名，而此書未得刊行於世，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個稿子本身就是一個未竟稿；二是閔氏後代子孫在其死後不能世守其業，以緻流散。後來這個抄本傳至笤溪程煒處，程煒與畢既明的哥哥過往甚密，因畢既明“尤精篆籀諸法”，而請正於畢既明。畢既明用四年的時間，在康熙五十九年厘定付梓以廣其傳。此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中，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有康熙五十九年刻本，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就是從這個本子來的。

《訂正六書通》行世後，畢既明的後代畢星海在嘉慶年間又廣收博采，成《六書通摭遺》二捲，其書仍以韻分隸《說文》字。此書自序雲：“凡《六書通》所未載之字及筆跡有不同者，輒為摹錄”，在選擇碑碣﹑鍾鼎上比《重定六書通》有瞭進步，鍾鼎文字“據金石傢所藏拓本”，古文奇字“所收至慎，惟碑碣真本鑿鑿可據，苟有小異，具錄於編”。書中吸收瞭前代字書﹑器物以及當時人的研究成果，成為《訂正六書通》的有益補充。

六書通十捲（江蘇巡撫采進本）

國朝閔齊伋撰。齊伋字寓五，烏程人。世所傳硃墨字版、五色字闆謂之閔本者，多其所刻。是書成於順治辛醜，齊伋年八十二矣。大緻仿《金石韻府》之例，以《洪武正韻》部分，編次《說文》，而以篆文彆體之字類從於下。其但有小篆而無彆體者，則謂之“附通”，亦並列之。不收鍾鼎文，而兼采印譜。自稱通許慎之執，不知所病正在以許慎為執也。----齣《四庫總目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