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1890年，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与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ieis)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从此，隐私权在美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法律地位。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明确了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至此，隐私权成为世界各国法学界备受关注的话题。我国对隐私权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有许多问题亟需澄清。本书论述的中心即是如何建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全书共分六个部分。

导论旨在介绍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

第一章的首要内容是确立隐私权的意涵。本章在归纳了隐私权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隐私权的定义，即“个人为保护人性尊严而对自己私人领域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并从主体、范围、隐私利益和内容几个方面探讨了隐私权的内涵。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隐私权兼具自由权和人格权的双重特征，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

第二章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隐私权确有必要作为一种法律权利而被保障。本章通过对隐私权的社会基础和隐私权价值的分析，阐述了隐私权需要法律保护的原因。在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中，对隐私权的认同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公私领域划分。在现代社会中，隐私权作为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对立面，捍卫着私人领域。对隐私权的价值，德国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之上；而美国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自主性，两者虽然遵循不同的路径，但是人性尊严和自主性在“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都反映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因此，隐私权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且是体现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

第三章论述了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原则和方法。隐私权作为基本权利，应当恪守权利行使的一般原则和界限，这也是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本书认为，“同意”原则体现了隐私权的内涵，是隐私权保护和行使的一般原则；“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是对隐私权行使进行限制的理由；“合法性”和“非任意性”是对隐私权行使进行限制的条件。隐私权行使的限制实质上是隐私权与其他权利或者权力的冲突，这是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的焦点。利益衡量是解决权利(力)冲突的基本方法。利益衡量方法首先是以“价值位阶理论”进行基本的权衡；其次是在具体个案的判断中遵循“比例原则”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就是一个权利(力)冲突的利益衡量过程。

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第四章分析了隐私权与生命权、新闻自由与国家监听等三类基本权利(权力)的冲突，进一步论述了隐私权的性质和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探讨了隐私权和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具体的利益衡量因素，证实了隐私权法律保护的过程是一个隐私权与个人其他权利、他人权利、其他组织权利和国家权力不断“博弈”、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隐私权实现了法律的保护和价值的提升。

最后本书提出了中国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路。随着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带来的国家义务，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吸收发达国家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经验，建立起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