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浦·阿利埃斯是法国年鉴派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历史学家。

乔治·杜比是法国年鉴派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历史学家。

在《蒙塔犹》中，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通过大量的证据，描述一个小山村的女人们，出于得到闲言碎语的谈资，甚至更多是出于好奇心，她们把眼睛贴到门洞上，窥探别人家房子里发生的一切，以便能够与邻居们谈论她们所看到的。他总结说：“直到我们的时代。随着关注私生活的更资产阶级化的社会的来临，女人这种喜欢窥探的好奇心才日趋减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抑制。” 这是对本书所希望回答的问题的一个清晰的论断。“隐私”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英国，那个时候社会在建立“资产阶级”文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谈论中世纪的私人生活，转向一个如此遥远的时代求诸“隐私”观念，这样做可以(不只是恰当不恰当的问题)吗?通过详尽人微的考量，我确信，这个问题肯定能够得到解答。对历史学家来说，用阶级斗争的概念分析封建时代不再合理，尽管它在历史学家们过去这么做时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实践不仅仅表明“阶级斗争”概念是多么地需要精炼完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澄清古代社会系统中权力关系的本质，尤其是那些与阶级冲突无关的关系。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使用了“ 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尽管它可能带来时代误植的问题。但我们力图辨明中世纪社会中的人们所认为是“隐私”和不认为是“隐私”之间的分界线，并试图缕清与我们当今时代所说的“私人生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领域。

无论如何，我们进行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尝试性，你即将读到的文本留有许多问题的印记。犹如考古学家开始探究14世纪“大瘟疫”之后被遗弃的村庄一样，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像他们一样。我们期望只发掘少许材料丰富的领域——其他地方则付之阙如。我们冒险之旅的结果依赖于历史遗存的密度和质量：不仅仅是文字资料，也包括那些人工制造的器物，以及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当时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雕刻和绘画等。

我们的研究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那时的文件记载突然之间变得较为丰富。颇具戏剧性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发生于1300年和1350q：之间的时段里。此后。每件事物都呈现出一种新的色调。这种变化部分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尤其是1348～1350年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它在数十年内深刻地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个与之关联的现象就是欧洲发展的中心地带发生转移，主要是从法国北部转移到意大利，同时也转移到西班牙和德国北部。其他变化影响到我们资料的来源，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清我们称之为“私人生活”的真实面貌。14世纪上半期，那些以前遮蔽着这些真实面貌的巨大面纱突然被揭开了。

意义深远的发展，引导那个时代的人们以更大的明确性和更多的注意力去研究物质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在中世纪社会上层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鄙夷俗世态度”开始衰微，曾被他们认为是肤浅表象、虚假的和罪恶的东西，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憎恶谴责。因此，约1300年左右，艺术——通过线条和卷轴以及画家和雕刻家的技艺表现生活方方面面的艺术开始转向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尺度标准超越人们的视觉维度，艺术家开始运用他们能够支配的所有幻想技巧，精确地绘制出他们所看见的事物。由于绘画享有这种技巧最为丰富的宝库，因此它在各种艺术当中脱颖而出，第一幅描绘私密场景的油画开始出现。通过画家们的眼睛，我们可以透视1350年后房屋室内，透视隐秘的私人空间，就像早于此几十年的蒙塔犹那些好奇的女人所做的那样。历史学家第一次有了扮演 “窥阴癖”患者的路径，认真细致地观察这个封闭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譬如，观察范·德·韦登把报喜圣母和天使放在室内什么样的位置。

当然，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对历史学家大有用处的私人生活中的实物，在14世纪中期之后大为增多。考古活动业已复原了许多日常生活的遗迹，它们显露出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的图景。大多数考古发掘都是在遗弃的村庄上进行——“黑死病”后数目庞大的村庄被遗弃了。城堡、城市民居和村庄房屋依然保留完整，最古老的要追溯到14世纪，极少有例外，毫无疑问，这是瘟疫造成人口急剧减少后，因此造成居住总体标准的提升。

家具和家居饰的遗迹亦反映了这种情形。考察任何一座博物馆，譬如说在吕尼，1300年后的陈列品与此前的陈列品之间明显不成比例，果我们只看那些与私人生活有关的陈列品，比例失衡则更大。当现实主义的影响扩及到文学领域的时候，文学作品开始展现先前仅仅出现于小品文中的物事。

传奇文学完全退隐，迷失于幻想的雾霭中。在档案馆里，当你走到中世纪晚期的档案柜时，遗存下来的数量空前巨大的文献档案，比此前时期的材料透出更多信息且更有研究价值。如同新风格的绘画一样，这些文献档案使我们可以窥到家庭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看到家庭的幕后情形，让我们迂回曲折地潜入家庭内部，窥探其居住者。

在这些新材料中有大量的官方文件，因为到14世纪或15世纪，国家比过去更加强大更加有力，它已怀有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最大限度地盘剥其臣民的雄心。为了这个目的，它需要了解人们的头脑在想什么，以便更好地从他们身上勒索财产，并压制他们叛乱的倾向。公共主管当局进行调查、要求人们坦白交代，以及用各种各样其他办法穿透私人生活的秘密。

作为审讯法官和未来教皇的雅克·富尼埃的“审听”记录手稿源于14世纪初，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所有关于当时农民私人生活的知识，正是从这本记录手稿里习得的。富尼埃的记录手稿不过是当时许许多多类似审听调查中的一个，只是这本记录手稿不知何故神奇地躲过了时间的损毁。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不同公共权力机构之间对私人生活控制权的争夺日益增强，人们在顽强抵抗的过程中，试图在私人生活周围构筑一道“墙 ”。到14世纪，因为个人写作比以前更多，因为他们开始为私人生意雇用公证人，还因为我们首次能看到那些业已证明对历史学家非常有用的完整而丰富的文献档案：不动产清单、婚姻契约以及遗嘱，所以我们对那道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不久之后，档案馆开始收集有对历史学家更具启发意义的私人文字：书信、回忆录和家庭记录簿。

随着14世纪曙光的来临，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几乎完全被遮蔽于阴影中的巨大全息图景。为人们普遍喜欢的中世纪、常常作为历史小说背景的中世纪，我们追随着维克多，雨果和茹勒·密歇莱纵横想象的中世纪，既不是1000年左右的那个时期。也不是菲利普·奥古斯都时代，而是——从情感、爱的方式、用餐方式、礼仪规则、家庭生活以及信仰虔诚方面来说 ——圣女贞德和大胆查理的中世纪。这本书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4世纪上半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呈现于前的是更多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主旨性的论断。

由于持续的物质进步及其对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公元1000年左右，遮蔽我们视线的雾霭开始云拨雾开。且继续蒸发殆尽迎来14世纪的曙光。三个世纪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事实，然而，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私人生活本质的直接冲击。货币使用的日渐普遍对私有财产观念——也就是什么东西只属于一个人的而不属于其他人的思想— —有着重大影响。进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从群体杂处逐渐转向更加个人化的存在，这带来了更多的内心自省。在房子里不受干扰的独处中，形成了一种更加隐密的心灵保护地，亦即自我的内心隐私。随着环境的全面宽松和文艺复兴的持续行进，这个时期开始了比较大规模地了解远方的或业已埋没在历史陈迹中的文化：伊斯兰、拜占庭、古罗马，人们在其他文化外来的行为中发现，公共与私人的关系结构迥异于他们过去习惯的那套公共与私人的关系结构，因此，这种发现逐渐地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水平稳步持续的提高、不断扩展的庄园制生产模式导致生产成果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角色的日益分化，加剧了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劳动力、思想和时髦风尚的流通速度日渐加快，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和在整个西方世界传播统一的行为标准。

在这样一部著作中，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弄清楚所有的研究材料的时间。然而，我们起步于如此初步的水平上，以至于不可能总是严格按照编年史的方式组织起我们付之阙如的知识。因此我们决定，以不同于编年史的方式组构这部著作，会更适合更有助益。因为我们并不想掩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多么的琐碎，因此我们将本书分为不同的章节。前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关注1000～1220年间的私人生活，主要集中于1150 ～1220年期间(其时，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代际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直到近代方始改观。而且，材料首次开始揭示人们在教会之外的观念态度)；另一部分是研究时代、地区和社会分层，我们对此拥有特别丰富的材料。即14、15世纪托斯坎那的地方名流。本书后面的主要章节充满着更加大胆的尝试。在这些章节中，我们研究了西欧社会在扩张时期(家庭空间的转变和个性的张扬)发生总体转变的两大方面，重点探讨个性在宗教和艺术上的表达。把这两大部分分隔开来的是研究想象的那一章，它以创作于12～15世纪的法国北部文学为基本材料。小说，尽管它必须以细腻的笔触加以诠释，但它能给私人生活的真实方式提供不可替代的信息来源。

本书是一个合作项目。在早期阶段，我们梦想能进行天衣无缝的合作，令著作浑然一体，让人难以分辨出每个个人创作了哪一部分。但很快证明，这不过是奢望而已。我们确实进行了相当有效的合作(尤其在集体研讨会上，我们一起聆听邀请来宾的工作报告，获益良多)。我们之间每个人相互取长补短，帮助修正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但最终，将每个部分或章节的主要研究任务分配到每个个人头上，才显得人工造作成分较少且更加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