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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critical coverage of the works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and thinker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Renaissance and Restoration eras. A cumulative title index is published separately (included in subscription).
文学批评的演进：从中世纪晚期到启蒙时代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自15世纪初至18世纪末，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跌宕起伏与多元面貌。这段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及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这些变革无不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实践形态。我们将追溯文学批评如何从对古典文本的模仿与注释，逐渐发展出对文学语言、形式、内容、功能以及作者意图等更为复杂而细致的探讨，直至形成一套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批评话语。 第一章：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苏与古典的回归 (1400-1550) 15世纪初，欧洲仍处于中世纪晚期的余晖之中，然而，对古典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学的重新发现与热情，预示着一场思想与艺术的革命即将到来。文艺复兴，字面意思是“重生”，它标志着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和艺术的重新重视。在文学批评领域，这种回归表现为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古代文论家的作品的重新研读和注释。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虽然生活在14世纪，但其对古典拉丁文的推崇以及对古代文学典范的尊崇，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调。他倡导的“人本主义”（Humanism）思潮，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关注现世生活，这与中世纪神学至上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也渗透到文学批评中，使得批评家开始关注文学的世俗价值和对人类情感的描绘。 15世纪中叶，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对《圣经》拉丁文译本的语言学考证，展现了人文主义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文本细致入微的分析能力，这为日后的文本批评方法提供了早期范例。 更具标志性的是，16世纪初，乔瓦尼·波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等人发掘整理了昆体良（Quintilian）的《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等重要古典文献，这为欧洲的修辞学和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波吉奥·布拉乔利尼等人通过注释和传播这些古代文本，不仅复兴了古典的文学理论，也确立了“模仿”（imitation）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原则。批评家们相信，通过学习和模仿古典大师的作品，可以达到卓越的艺术成就。 在意大利，彼得罗·贝姆博（Pietro Bembo）对《神曲》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考量，并主张以乔叟（Petrarch）的十四行诗为典范，强调语言的纯净与优雅。他所倡导的“语言的纯粹性”和“风格的典范性”，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散文和诗歌创作。 同时，文学批评也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的“体裁”（genre）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在中世纪后期虽有流传，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批评家们尝试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应用于当时的戏剧创作，如对悲剧和喜剧的定义、情节的结构、人物的塑造等方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并非一味地服膺古典。一些批评家开始尝试将古典理论与当时的现实相结合，甚至对古典文本提出了质疑。例如，对于模仿的界限，以及如何才能在模仿中展现出原创性，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这种对古典的“批判性继承”，为批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期：信仰、道德与文学的张力 (1550-1650) 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欧洲被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宗教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方向。新教强调《圣经》的权威，鼓励个人阅读和理解《圣经》，这催生了大量译本和宗教文学的涌现。 在文学批评方面，宗教改革带来了对文学的道德评价的极大加强。批评家们普遍认为，文学作品的首要功能是教化人心，传播道德真理，以及荣耀上帝。因此，任何被认为宣扬异端邪说、鼓励淫乱或亵渎神明的作品，都会受到严厉的批判。 这种道德批判的态度在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时期尤为突出。天主教会试图通过加强审查和出版控制来抵制新教思想的传播，同时也积极推动符合教会教义的文学创作。 在英国，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的《为诗辩护》（An Apology for Poetry）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锡德尼在书中为诗歌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认为诗歌具有“教导”和“取悦”的双重功能。他反对将诗歌视为无用的消遣，而是强调其在道德教育和情感启迪方面的价值。锡德尼提出的“模仿自然”的观点，也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但他更强调诗歌的“想象力”（imagination）的作用，认为诗人可以创造出比自然本身更完美的“第二自然”。 然而，锡德尼也认识到文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他强调诗歌应以道德为导向，避免传播低俗或不道德的内容。他对诗歌体裁进行了划分，并对其各自的特点和功用进行了探讨，展现出一种系统化的批评思路。 与此同时，法国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正在兴起，特别是围绕着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成立。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等学者强调规则、秩序和理性，认为文学创作应遵循既定的规范，以达到清晰、和谐和准确。这种对“理性”和“规则”的强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古典主义时期。 然而，尽管强调规则，一些批评家也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的“普适性”（universality）。他们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和经验，超越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为后来的“普遍人性”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规则与秩序的追求 (1650-1750)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新古典主义思潮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和英国，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经历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巩固，以及英国的光荣革命，社会趋于稳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为新古典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新古典主义者高度尊崇古典时代（特别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成就，认为古典作品是永恒的典范。他们强调“理性”（reason）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主张文学应追求清晰、逻辑、秩序和节制。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模仿古典相比，新古典主义更强调对古典“精神”的理解和应用，并将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结合。 在法国，尼古拉·布瓦洛-德斯普雷欧（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的《诗艺》（L'Art poétique）是新古典主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批评文献。布瓦洛继承了贺拉斯的《诗艺》（Ars Poetica）的精神，为诗歌创作制定了一系列严谨的规则。他强调“自然”（nature）与“理性”的结合，认为“一切自然皆可模仿，而唯一能使作品臻于完美的，便是理性。”（'Nature' and 'Reason' are the guiding principles.）他详细论述了史诗、悲剧、喜剧、田园诗等不同体裁的特征和创作要求，强调语言的准确、风格的统一以及情感的克制。布瓦洛的理论对整个欧洲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许多批评家和诗人奉为圭臬的法典。 在英国，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是新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批评散见于他的序言、评论和戏剧作品中。德莱顿同样推崇古典，但他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主张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并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他在《关于戏剧诗的对话》（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中，就英国戏剧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与法国戏剧的比较，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德莱顿对“韵律”（rhyme）与“自由诗”（blank verse）的争论，以及对“戏仿”（parody）和“讽刺”（satire）等修辞手法的分析，都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 此外，新古典主义时期对“判例”（precedent）和“权威”（authority）的强调，使得批评家们倾向于引用古典作家的名言和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对权威的尊重，有时也导致批评的僵化和对创新的压制。 然而，即使在新古典主义的盛行时期，也开始出现一些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声音。例如，对“想象力”的重新重视，以及对“个人情感”的关注，开始在一些批评家那里萌芽，这为即将到来的18世纪后期的新思潮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启蒙时代：理性的光辉、情感的觉醒与社会批判 (1750-1800) 18世纪中后期，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席卷欧洲，理性、自由、进步成为时代的主题。启蒙思想家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世界，并改造社会，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这种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 启蒙时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性与经验的统一。在哲学家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影响下，批评家们开始更加重视经验和观察在认识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是否符合理性规则，还在于其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否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 其次，情感与想象力的重新发现。尽管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性，但启蒙时代对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日益加深。一些批评家，如英国的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探讨了“幽默”（humor）、“崇高”（sublime）等情感体验，并对日常生活的文学价值给予了肯定。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等历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细致描绘，也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对人物塑造的关注。 接着，社会功能与道德责任的强化。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进步，促进道德的提升。因此，文学批评更加关注作品的社会影响和道德意义。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是这一时期英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英语诗人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和《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都展现了他对语言的严谨考量和对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约翰逊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但他同时也反对僵化的规则，主张批评应结合具体作品和时代特点。他对“常识”（common sense）的推崇，也体现了启蒙精神。 再者，对文学语言的精益求精。约翰逊的《辞典》本身就是对英语语言规范化的重要贡献，也反映了启蒙时代对语言清晰、准确的要求。批评家们开始关注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运用，以及风格的多样性。 最后，对文学史和不同文化的兴趣。随着欧洲对外交流的增加，批评家们对不同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兴趣也日益增长。例如，对东方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开始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 18世纪后期，一些先驱性的思想开始挑战启蒙时代占主导的理性主义。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情感和自然的强调，以及对文明社会的批判，预示着浪漫主义的到来。在文学批评领域，对“天才”（genius）的强调，对“原创性”（originality）的追求，以及对“个人情感”的更大关注，都开始成为重要的议题。 结语：连续与变革中的文学批评 从1400年到1800年，文学批评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深刻的变革。从对古典典范的追溯与模仿，到对语言、形式、内容、道德、情感和功能的多维度审视，文学批评逐渐形成了更为成熟和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社会变革与思想演进的回应与反思。 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回归与人本主义的兴起，为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期，信仰与道德成为批评关注的焦点。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规则与秩序的追求，塑造了严谨的批评范式。而启蒙时代，理性的光辉、情感的觉醒与社会批判的交织，则将文学批评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四个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并非截然分离的阶段，而是相互影响、层层递进的连续过程。每一个时期的批评思想，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为我们理解文学的本质、功能与价值，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本书的梳理与分析，旨在呈现这段波澜壮阔的批评史，并揭示其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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