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任職時，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事務。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雜誌、《紐約時報》撰文。其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並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譯者簡介

區立遠

台大哲學碩士，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目前為政治大學外語中心教師。翻譯作品《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行人）、《疾病與權力》（左岸）

「厄運之地，

錢財在那兒高高堆起，人們卻衰敗凋零。」

這首詩，描寫的不就是當下的世界？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般困境的？我們又該如何走出去？

《戰後歐洲六十年》作者東尼•賈德，從歷史裡找尋未來的答案

當下年輕人面對的世界

這一代的年輕人面對的是比過去更嚴酷的世界。畢業即失業，不然就是得遷就低到谷底的薪資，才能獲得僅可糊口的工作，甚至別無選擇，只能勉強接受非典型就業形態；想買房，房價貴得嚇人；想貸款，有錢人能得到的貸款額度竟然比底層人民還高；機會變少，挫折變多。富者越富，窮者恆窮；錢財如潮水流過，卻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追究這人類社會發展的失序現象，作者說，這不是年輕人不夠努力的問題，是我們的世界在某個時間點丕變了。在這個劇變的世界裡，敵人不明確，不知道要跟誰討公道；一切回歸市場競爭法則，一失足就落入深淵，沒有依靠之岸。

歷史教我們的事

這番局面，我們人類其實在十九世紀末便曾面臨過；當時帝國主義正盛、工業化帶給都市工人貧富不均慘況，許多人類心智為此一困境絞盡腦汁，推陳出各式各樣應對之策。二次大戰後，人類曾經以社會安定為政治目的，政府在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大幅提升，那是人類生活發展的黃金期：貧富差距小、社會較穩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也比較深厚。

直到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義以真理之姿席捲世界、滲透社會福利國家。讓看不見的市場力量主導一切，社會運作以　　效率為師，資本以全球尺度到處流竄，犧牲的是社會正義，拋棄的是社會安全網。金錢的重要性超越價值選擇，成為推動政策方向的引擎，私有化優於公部門變成一種迷思。

困惑者指南

二○○八年金融危機是這波困境的高潮，「社會共同體」變成碎片。在無力感充斥的後金融危機世界，作者提出他的「困惑者指南」，那就是重新思考「共同體」的意義，透過政治重建人類相互依賴的公共生活。

首先，作者主張，當代知識分子不該只對容易做出抉擇的倫理議題發表意見，而是應該掌握公共政策的精確細節與本質，不該把治理的問題留給政策專家與「智庫」，例如：數學化的經濟問題看似晦澀，但其實是被專家的態勢過分威嚇了。又例如：我們應該從非常實際與技術細節的角度討論：我們還能負擔得起全民退休金計劃、失業補貼、文藝贊助、低學費的高等教育嗎？還是這些福利與服務的耗費已經超過可以承擔的程度？

其二，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關心「分配」問題，我們應投注精力消解貧富不均。「比起把玉米的價格壓低到窮人能買得起的範圍，還不如讓窮人有錢到能買得起玉米。」作者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說，貧富差距越大的社會，運作起來越沒效率。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了共同目的而一起行動，可以帶給個人巨大的滿足感。如果我們一直忽視社會的不均狀態，很快就會喪失對同胞之愛的感受力；而同胞之愛，儘管作為一個政治目標時無比的愚蠢，卻是政治本身存在的必要條件。在各種不均的社會裡，嫉妒與怨恨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然而在較平等的條件下，這些負面影響可以得到顯著的緩解，平等主義的國家其監獄人口較少就是一個例證。

作者提供非常多關於如何重新思考「共同體」的線索，那些新創的語言將反轉我們思考公共事務的方式，可做為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指南，深化台灣各處社會運動的努力，不論是反貧窮、反核、1985聯盟、反媒體壟斷、反迫遷（關心居住正義）、農村再生。對於一般公民來說，奪回監督政府的權力，強化公部門的正義施行，都可以在這本書找到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