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年12年3日生于浙江海宁，字静安，一字伯隅，晚号观堂，中国近代学术的开拓者，20世纪独步史坛的巨擘。其学淹博，几涯略，举凡甲骨金文、钟鼎彝器、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流沙坠简、敦煌写经、西北史地、宋元戏曲、版本目录、典籍校勘等领域，不卓有建树，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项背。其所创立的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堪称史学研究之革命，至今为学界遵奉。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编者简介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部主任，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正大学客座教授，巴黎人文之家、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等单位访问学者。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三礼研究入门》等。曾获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高校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等奖项。

目录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谥忠悫，光绪三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双仁巷之私第，在哲学、美学、文学、教育、戏曲、文献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史学、敦煌学、边疆史地等领域均卓有建树，是独步海内外学坛、享有国际盛誉的巨擘。

一、哲学与文学研究

1892年，王国维先生考中秀才，其后两次到杭州应乡试，均不中，遂退出科场。1898年，到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校对。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上海则是中华国土上西方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迥异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引起王先生极大的兴趣，先是到“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学。1901年，得罗振玉资助，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归国。1903年3月，到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次年到江苏师范学校任教，其间开始研究西洋哲学，开始读汗（康）德的《纯理批评》（今译《纯粹理性批判》），其后读叔本华之书而尤其喜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静安文集?序》）并以哲学为最高学问：“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在这一时期，翻译《西洋论理学史要》，撰写《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叔本华之遗传说》、《汗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等；进而思考如何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素质，解决吸毒等社会问题，先后撰写《论教育之宗旨》、《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人间嗜好之研究》、《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等。

王先生研究西方哲学的最大收获，是于1903年，王先生撰《红楼梦评论》。中华传统的美学精神，是始离终合、始困终亨，而以“大团圆”终结，《桃花扇》堪称典范。清代的《红楼梦》研究，则以考据派、索隐派为主流，烦琐细碎，不见大格局。王先生不落窠臼，以叔本华的悲剧学说为基础，揭示《红楼梦》的悲剧特征与别具一格的美学价值，可谓凿破鸿蒙，在红学界引起强烈震动。

1908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著名的“意境”说。“意境”一词，在唐人王昌龄的《师格》中即已出现，但仅仅是与“物境”、“情境”并列的概念，后人不断完善与补充之，使其成为最常用的范畴之一，但边界模糊，不甚严谨。王先生从“意境”的构成、类型、创作等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总结，将其提升为文学艺术内在本质的最高范畴，并用于文艺评论之中。提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境界”的见解，认为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我之境”两种：“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是为“有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是为“我之境”。他提出三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弟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弟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弟三境也。”脍炙人口，传诵不绝。王先生是学界公认的运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先生对叔本华哲学不再满足，开始发疑。“然于其人生之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之气质，而关于客观之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静安文集?序》）又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又如，康德将美学定义为“天才之创作”，王国维认为有些并非出自天才之手的作品，如商、周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至唐、宋之碑帖，以及刘向、蔡邕等学者的文章，同样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他在1907年发表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提出“古雅”说，论证它的性质、特征及其在美学上的地位，以及后天修养与天才、修养的关系，在理论上弥补了康德天才论的缺陷，拓宽了美学研究的范围，因而极具影响。

二、戏曲研究

1906年，王先生随罗振玉进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展。1907年6月，王先生在其《三十自序二》中称，其研究兴趣将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自此之后，广泛涉猎先秦诸子，撰《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屈子文学之精神》、《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孔子之学说》等；同时又研究文学理论，先后撰作、刊行《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以及《文学小言十七则》等；同时开始关注词，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南唐二主词》，撰《词录》及《词录序例》等，元曲于是进入王先生的视野。

自古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是戏曲大国，而以元代为盛。遗憾的是，学者多以戏曲为足称道的末技，鲜有研究者，故该领域满目榛莽，令王先生限伤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此后数年，王先生撰《〈曲品新传奇〉跋》，校《录鬼簿》，撰《〈元曲选〉跋》、《古剧脚色考》、《〈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等，全面考证戏曲史与戏曲理论，广为蒐集金、元、明、清曲本，其数量多达 3178 种，堪称前古人。如此从各方面做足功课，最终撰作了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开创之功的《宋元戏曲考》。

此书以“巫”与“优”为两条主线，考察中国戏剧形成的源头，又以“以歌舞演故事”为基本特点，考察两汉之“角抵百戏”、北齐之“兰陵王”、隋唐之“歌舞戏”等，认为直到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戏剧。

先生详尽考察宋代的小说杂戏、乐曲、官本杂剧段数等，旨在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寻找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的直接源头，认为元杂剧渊源于宋、金“旧曲”与宋、金“古剧”。

先生以《录鬼簿》等文献为依据，将元剧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二、一统时代，三、至正时代。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第二期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走向式微。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达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作者认为，元剧的结构，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若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成之。

关于元剧的最高艺术成就，先生评价道：“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先生还考证了南戏的渊源及时代，以及元南戏之文章，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等，皆堪称睿智卓识。

先生断言：“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戏曲史正式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结构、研究方法以及诸多观点，都足启后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某些结论需要补充或修正，但它的开创之功，可替代。

三、甲骨学与殷周史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先生举家随罗振玉到日本。罗振玉与王国维做了深谈，对晚清以来强势而至的西学颇不以为然，“至西欧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因而“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王先生“闻而戄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于是“尽弃所学”（《海宁王忠悫公传》），实现了他学术生涯中又一次重要转向，进入传统的经学与小学领域，寝馈于罗振玉带往日本的大云书库的五十万卷藏书，以及大量的古器物铭识拓本之中，旅居京都四年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读王先生著述目录，王先生用力精勤，所校之书及有关著述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大唐六典》、《尚书孔传》、《方言》、《水经注》、《龙龛手鉴》、《淮南鸿烈》、《抱朴子》、《封氏闻见记》、《急就篇》、《古本尚书孔氏传》、《净土三部经音义》、《一切经音义》、《苍颉篇》、《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续声韵考》、《〈音学五书〉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对音韵、训诂之学也投以极大热情，撰《〈唐韵〉别考》、《韵学余说》、《〈江氏音学十书〉跋》、《五声说》；辑《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研究古籍的成果则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乡饮礼席次图》、《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两浙古刊本考》、《〈明内阁藏书目录〉跋》等。凡此，均为王先生转入甲骨、铜器与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就在田间发现有字甲骨，但不识为何物。1899年，有古董商携带若干片到京城试售，引起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注意，判定“有古简之可能”，属于有价值的古物，并尽力收购。随后，刘鹗拓印甲骨出版，名为《铁云藏龟》；孙诒让作《名原》，首次考释甲骨文字。但是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甲骨的年代与研究价值等基本问题均若明若暗，难以说清。罗振玉是甲骨研究的功臣，他在积极蒐求甲骨的同时，派弟弟罗振常到殷墟考察，而知甲骨出土于洹水之南的小屯，又考证出此地乃殷商的故墟，甲骨乃殷商王朝的遗物，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王先生与罗振玉密切合作，深入探究，成果迭出，迅速将甲骨研究推向高峰，成为一门新的学问，学者称之为“罗王之学”。王先生对于甲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释字。释读甲骨文字，是甲骨研究最基础的环节，舍此，则一切从谈起。王先生撰有《说商》、《说亳》、《释史》、《释旬》、《释昱》、《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释由》等篇，数量并不多，但都非常关键，且极有难度，例如有“旬”字的卜辞极多，但此字在甲骨中的写法非常怪异，殊难隶定。王先生综合各种线索，断定其为“旬”，铁证如山，可撼动，从而使上百条含有此字的卜辞得以顺利通读。

其次是对殷代制度的研究。王先生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从卜辞中完整地发掘出了殷王的世系，其功甚伟。最初，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证》时，在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之后，王国维读《山海经》、《竹书纪年》，而知王亥乃殷之先公，与《世本?作篇》之赅、《帝系篇》之核、《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为同一人。王国维进而在卜辞中发现殷人的另一位先公王恒，《楚辞?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王恒即恒。罗振玉则考证出卜辞之季即冥。罗氏又找出报乙、报丙、报丁等三位先公，并认为卜辞中的示壬、示癸，即《史记?殷本纪》之主壬、主癸。王先生则随之从卜辞中发现上甲微，由此完整地找出了《史记?殷本纪》所记商开国君王汤之前的六位先公的庙号，并且发现《史记?殷本纪》报丁、报乙、报丙的排序，当是报乙、报丙、报丁之误。王先生进而又对卜辞中所见汤之后的历代先王庙号做了系统的剔发，“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证明《史记?殷本纪》等所记商王世系基本可信。王先生的研究还引发祭祀、庙制、称谓的研究，甚至开创了甲骨缀合与断代研究的先河，从而将甲骨文字研究引入殷商史的研究，开辟了古史研究的全新局面。

此外，王先生还撰有《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殷文存序》、《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征文》等，从更广泛的角度展开对殷商史的研究。

最后是对殷、周制度的比较研究。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即夏、商、周。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故学者多认为，三代之制乃是递相损益而成，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古书每每有以“殷、周”并称的现象。但是，王先生通过对卜辞所见制度的归纳与分析，撰写了他的代表作《殷周制度论》，提出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著名论断。

他说，殷、周之间大变革的本质，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具体而言，周公制礼作乐、用以纲纪天下的核心制度有三条：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卜辞所见，殷人父辈均称父，兄辈均称兄，王位的传承，传子与传弟不定，均有可能，因而曾经 “九世之乱”，出现长时期的王位纷争。周人立嫡，显然是吸取殷人教训而然。二是庙数之制。殷人祭祀，先公先王一遗漏，殷晚期的祭祀周期长达一年，祭祀丰昵，靡费社会财富，而且易生厌烦不敬之心。周人则有七庙、五庙、三庙、一庙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周人如此改革殷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王先生进一步分析周人之制的人文内涵：“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因为天子与诸侯，是“有土之君”，传子立嫡，可以避免王位纷争。而卿、大夫、士，是服务于朝廷的臣子，只有任贤，方能治天下之事。王先生指出，周初的三公，只有周公是武王母弟，召公是疏远之族的兄弟，太公是异姓，皆因贤能而在位。成、康之际，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为六卿，也是选贤的结果，所以周公、太公之子不在其列，足见卿位不世袭，诸侯国也是如此。所以《春秋》才“讥世卿”，世卿是后世才出现的乱制。

王先生论述了周代典制的内在学理，认为上古时代的“国家”，“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以道德为国家的枢机，就是以德治国，这是周人的创造，“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把制度作为道德之器械，这是“周人为政之精髓”。王先生的上述分析，对于学界深刻认识殷、周革命的历史意义，确切把握周代宗法制度的内涵，意义非凡，在学界有极大影响。

四、古器物研究

以传世铜器、碑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于北宋，到清代，士大夫竞相购藏研究，已蔚然成风。1911年春，王先生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开始研究古器物学，并广泛涉猎，而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两周青铜礼器方面，著有《说俎》、《说盉》、《不敦盖铭考释》、《毛公鼎考释》、《商三句兵跋》、《夜雨楚公钟跋》、《齐侯二壶跋》、《兮甲盘跋》、《剌鼎跋》、《父乙卣跋》、《商鞅量跋》、《秦公敦跋》、《梁伯戈跋》、《颂壶跋》、《散氏盘考释》、《攻吴王大差鉴跋》等。王先生精于考证，识见过人，成果巨丰。下举三例，可略见一斑。

《说文》有“斝”字，云：“从吅，从斗、冂，象形，与爵同意。”《说文》说斝是与爵同类的酒器，至确，但许慎分解的三个部首，没有一个能给人以象形的联想。罗振玉最早从甲骨文中发现“斝”字的初文，认为《说文》“斝”字乃由此转讹而来。此外，金文有一字与卜辞之“斝”字形相近，后人误认此字为“散”。他指出，韩《诗》说饮器有散斝，而传世礼器有斝散，因而推论“散”与“斝”应是一字。王先生赞同罗说，并再添四条证据：其一，清末贵族端方所藏古斯禁上陈设的酒器，有一爵、一觚、二觯、一角、一斝，而《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酒器有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两者在器的数量上尽管有差异，但斝与散之器名正好对应。其二，《礼书》言斝则不言散，言散则不言斝，可见两者为同一物。其三，斝者，假也，大也，斝容量大，故常常用作盛郁鬯用的灌尊。其四，《诗?邶风》“公言锡爵”，毛传以散释爵，经文原本当做“斝”，后讹为“散”，因不合韵，故改为“爵”。罗、王二氏的论证，使以往文献中的含混由此廓清，得到学界一致认同。

文献屡屡提及的酒器，有一种名为“兕觥”，如《诗?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疆。”《诗?小雅?桑扈》：“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但在宋以来金石家著录的器物中没有这一器种。王先生仔细辨认后发现，在被金石家称为“匜”的器群中，其实包含甲、乙两类器组：甲类器形浅而大，有足而盖，流狭而长；乙类器形稍小而深，或有足或足，但几乎都有盖，流侈而短。他提出三条理由，判定不是同类器物：其一，甲类器都自铭“匜”，乙类器则没有这种情况。其二，甲类器与盘配套使用，匜用于盛水沃手，盘放在下面接弃水；乙类器的铭文多为“作父某宝尊彝”之类，属于宗庙彝器，而非沃盥器。其三，甲类器既是用于沃盥，故须器盖；乙类器属于酒器，所以得有器盖。他又提出三条证据，确认乙类器就是兕觥：第一，乙类器绝大多有器盖，盖端作牛首形，盖者当是出土时失落。第二，《诗》云“兕觥其觩”，“觩”,《说文》作“觓”，与《诗?朻木》（今作《樛木》）之“朻”音义相同，训曲，乙类器器盖前高后低，饮酒时酒不会外溢，器与盖两者皆觩然有曲意。第三，根据《五经异义》所述，兕觥是饮酒器中容量最大者，验诸实物，该器的容量确实比斝还大。王先生通过以上严密论证， 成功地将兕觥从宋儒所定的“匜”中分离出来，堪称卓识。

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一件铜器自名为“盉”，而古文献中并没有称为“盉”的礼器。《说文》“盉”字下云：“盉，调味也。”“盉”用来调什么味？学者自来说。王先生认为，“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根据《仪礼》记载，古人设酒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为简单的礼仪，只设一个酒尊，内盛酒或醴，因设在堂上门户的一侧，故称“侧尊”；另一种是较为隆重的礼仪，门户两边各设一尊，一尊盛酒醴，另一尊盛玄酒。玄酒就是水。为何要设水？郑玄解释说：“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贾公彦疏：“上古酒，今虽有酒，犹设之，是不忘古也。”上古尚未发明酒，故以水代酒。在酒发明之后犹设玄酒，意在教育后人不忘古昔。郑、贾的解释几乎人怀疑。王国维先生从礼义上找答案，他说《仪礼》记载，宾主之间行献酌之礼，都必须“卒爵”，就是将酒器中的酒喝干。古代的酒爵很大，容量有多至几升的，酒量小者势必感到为难，“其必饮者，礼也。其能饮或不能饮者，量也”。在酒中兑水，就是最好的办法：“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为之玄酒以节之。”出土的盉，里面大多插有一把勺，证明其用处确实如《说文》所说，是“调味也”，用以调节酒味厚薄。王先生此说，不仅解决了这类礼器的定名，而且解决了《仪礼》中为何要设玄酒的问题。

五、边疆史地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涌入中国，各种名目的探险队、考察队进入中国西北边地，如入人之境。而这一时期，山川效灵，地不爱宝，数地下文物出土，被外国人劫掠走的难以估算。这种局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神经，因而研究边疆史地成为热点之一。早在1911年，先生即撰《胡服考》、《鬼方昆夷狁考》，1919年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井渠考》，其后又作《西胡考》。到清华任教后又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为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在经史、小学、金石等学科指导学生，同时转入西北史地研究。1926年出版《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圣武亲征录》校注〉序》、《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壕界考》等。

鞑靼是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交往密切。作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的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即已记载鞑靼事迹，但写作“黑车子达怛”与“达怛”。新、旧《唐书》与《五代史》都有关于鞑靼的记载。《新五代史》已有《达怛传》。宋初太祖、太宗两朝，鞑靼曾三次入贡，后因西夏崛起，交通阻隔，与中原联系绝少。《辽史?营卫志》记载诸部族情况，《百官志》记载属国职名，都不再见有鞑靼；本纪中三见“达旦”，但都去其偏旁，读者不知所指。《金史》则绝鞑靼踪迹。《明史》的《鞑靼传》，但实际上是蒙古传，与鞑靼关。在辽、金两朝的三百余年中，鞑靼的历史扑朔迷离，学界鲜有人措意。

1889年，俄国考古队领队雅德林采夫在今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发现阙特勤碑，碑正面及左右侧刻突厥文，记述后突厥汗国创立者毗伽可汗与其弟阙特勤之事迹，其中提到“三十姓鞑靼”与“九姓鞑靼”，引起学者关注。碑的背面为唐代玄宗亲书的汉文，故推测此碑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辽史?圣宗纪》载，辽开泰元年（1012）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同书的《萧图玉传》则说“开泰中，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而《辽史?圣宗纪》与《地理志》中的镇州设在原先的可敦城。王先生指出：“《纪》、《传》所载地名既合，年岁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称达旦，一称阻卜，是阻卜即鞑靼之证一。”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七月，太妃领兵三万，“西捍塔靼”；《辽史?圣宗纪》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皇太妃献西边捷，九月，“萧挞凛奏讨阻卜捷”；而《辽史?萧挞凛传》说夏人梗边，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挞凛“因讨阻卜之未服者”。再次证明“西捍塔靼”是阻卜，亦即鞑靼。

《金史?夹谷清臣传》载，“北阻叛”，右丞相襄奉命出征。同书内族《襄传》说襄的支军“为阻所围”，襄突击敌军并大破之，“众皆奔斡里札河，遣完颜安国追蹑之”。而《元朝秘史》记载此事说：“大金因塔塔儿篾古真薛兀勒图不从他命，教王京丞相领军来剿捕，逆著浯泐札河，将篾古真薛兀勒图袭将来。”王先生指出，“王京”是“完颜”的对音，《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记载此事均作“丞相完颜襄”。浯泐札河，即《金史》之斡里札河（今乌尔载河），可见二书记载此事完全符合。而《金史》中的“阻”、《元朝秘史》称为“塔塔儿”，与《辽史?萧图玉传》中的“阻卜”、《圣宗纪》作“达旦”者，前后一贯。“塔塔儿”是“鞑靼”的对音，足见“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

关于鞑靼的地理位置，日本学者箭内博士根据阙特勤碑突厥文两次提到“三十姓鞑靼”时，顺序都在黠戛斯、骨利幹之后，契丹、白霫之前，据此推断，黠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霫都在突厥之东，则列于它们之间的三十姓鞑靼，当在突厥东北，此方位与金、元时期的塔塔儿正好相合。王先生赞同箭内博士之说，并将此三十姓鞑靼称为“东鞑靼”。王先生发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入四夷道里记》历数回鹘周围山谷、车道、湖泊等，提到在回鹘牙帐东南数百里有“达旦泊”，他据此“疑以鞑靼人所居得名。九姓鞑靼所居，盖当在此”，并且称此部为“西鞑靼”。

另有漠南鞑靼，或称阴山鞑靼，见于文献的时间比漠北三十姓鞑靼及九姓鞑靼晚。其原因何在？王先生说，唐会昌初年，回鹘被黠戛斯攻破后，其一部南迁到中国近塞。《会昌一品集》所记近塞蕃族，没有鞑靼。唐咸通九年（868），鞑靼跟从蔚州刺史朱邪赤心讨伐庞勋，证明此时鞑靼已居于蔚州近塞，时间约在唐会昌（841—846）与咸通（860—873）之间。阴山鞑靼当是漠北鞑靼南下的一支，三十姓鞑靼与九姓鞑靼都有可能。《会昌一品集》所记三十姓鞑靼中的黑车子达怛，在唐末已南徙幽州近塞，其邻部的达怛同时南徙并州近塞。此外，回鹘被攻破后，九姓鞑靼相率南徙。如此，《新五代史》、《续通鉴长编》、《辽史》等所记阻卜的分布区域，与此三部鞑靼正相当。

唐、宋的鞑靼之名，为何到辽、金时期变成了阻卜、阻？他说，“阻卜”或“阻”，是“鞑靼”二字有意的倒误。证据有两条：《北盟会编》引《亡辽录》等文献可知，辽、金时有鞑靼，而且不讳言，其《国史》、《实录》亦当如此。而《辽史》、《金史》二史之，是因为蒙古人讳言鞑靼。蒙古人原本就不是鞑靼，而汉人与南人好以鞑靼称呼之，这令蒙古人感到不悦。到了元末，连修史的汉臣已不知鞑靼与蒙古的区别。此外。辽、金史料中所记鞑靼之事，不是朝贡就是寇叛，史臣误以为蒙古之先朝曾经向辽、金进贡，顾虑有损于国家体面，所以讳之尤深。在蒙古强盛时，《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都记载太祖受金官职之事，而《宋史》、《辽史》、《金史》撰作于元顺帝之世，蒙古势力已经衰落，所以开始忌讳史书中的某些文字。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开宝二年（969）、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都记载鞑靼入贡之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有类似记载。《宋史》诸本纪，于外国朝贡一不书，唯独不见太祖、太宗朝鞑靼入贡之事。王明清《挥麈前录》引《使高昌记》，“鞑靼”共有六处，《宋史?高昌传》全录其文，唯独删去有鞑靼字之处。王先生认为，如此之类，“非元人修史时有意删去‘鞑靼’字不可”。辽、金史料提及鞑靼之处极多，史臣删不胜删，故“省其偏旁作‘达旦’字”。

最初记载鞑靼史事的《会昌一品集》与《册府元龟》等都写作“达怛”。新、旧《五代史》与《梦溪笔谈》写作“达靼”。南宋人所撰书刊乃写作“鞑靼”。北宋的韵书、字书当中还没有“鞑”字。加革旁之“鞑”当是因“靼”字而误。辽、金史料已有写作“鞑靼”的。“达靼”之倒文作“怛达”，或作“靼鞑”。“怛”与“阻”字形近，辽、金史料中已有少数将“怛”误作“阻”的现象出现，或者将“怛达”省作“阻卜”的。史臣乃将错就错，将史料中的不误者尽行改动，以避一时之忌讳。

清代乾嘉学派善于从同词异写的现象中归纳和解决问题，典型的是钱大昕的“上古轻音”说。由本节的介绍可知，这种研究方法在先生手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令人叹为观止。毋庸置疑，王先生的边疆史地研究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足称典范。

六、“共三光而永光”的学术精神

正当王先生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却义反顾地诀别了这个世界。1927年 6月2日上午，先生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举世震悼！

王先生的死因，或说是为了殉清，或说是由于与罗振玉的恩怨，孰是孰非，已法对证。先生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再辱！”先生不愿道破自沉的原因，必有其缘由。后人所要做的，不是强作解人，徒滋纷争，扰乱逝者的清静，而是继承其精神遗产，将他的未竟之业推向前进，这才符合先生的期待。

1928年6月3日，是王先生逝世周年忌日，清华师生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先生亲自撰写。王先生之学，融汇中西,博大精深，据不完全统计，计有著译六十二种,批校之书一百九十余种，领域之宽广，研究之精深，人可以企及。但是，陈先生并未历数其作品，因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任何一位学者都力穷尽天下之学，所论所作不可能都是终极真理，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乃是普遍规律。陈先生最推崇的，乃是王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王先生人生理念的核心之所聚，也是他得以成为学术巨匠的真正原因。陈先生云，王先生这一献身真理的精神，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先生是真正的有大格局的学者，他的一生，没有一刻不在追求真知。在他看来，“学中西，亦古今”，他将希腊哲学与中国美学打通，熔为一炉。他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乾嘉考据学嫁接，创为“二重证据法”，并娴熟地运用于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他的目光一旦投向某个领域，这一领域随即熠熠生辉。他不断将目光投向新的领域，为后学开辟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学科。

他是真正的境界高远的学者，他痛恨当时学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的衰败景象，以及不学术之风，“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 （《〈国学丛刊〉序》）。因而他以继承中华本位文化为己任，治学之刻苦，罕有其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出的治学的三个境界说，与其说是一种美学理论，倒不如说是先生的自我写照来得更为贴切与生动。

他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救亡者，在山河飘零、神州陆沉的岁月，他在学术领域全面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他鄙视“大道多歧，小雅尽废。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胄子，翻从城阙。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马肝。土苴百王，秕糠三王”的全盘西化之士，坚信“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多方，终冀昌明之日”（《〈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他的《殷周制度论》，暗含着他的理想国的影子。

王先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犹如耸入云霄的高山，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项背。论怎样的赞美词，用在他的身上，都会显得苍白与卑微。笔者书此，谨用以上数语，略表对王先生的崇敬之情于万一，“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彭林于清华大学荷清苑寓所

2014年6月18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