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L弗雷施曼，1960年开始其职业生涯，最初是耶鲁大学沃尔特·E.梅耶法律研究所所长助理。

1961-1965年间，担任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法务助理。之后回到耶鲁，最初担任耶鲁大学暑期学校负责人，随后担任城市研究项目的助理教务长。1969年，他担任城市及其环境研究中心副主席和耶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助理。1971年，加入杜克大学法律系，担任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现在的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所长，并一直担任该职务到1983年。他现在是法律和公共政策教授，海曼道德、公共政策和职业中心的负责人。他也负责杜克基金会研究项目。他的主要著作涉及法律监管、政治活动融资和非营利组织监管。他现在是非营利组织自我监管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和独立委员。

2006年9月30日，乔尔·L.弗雷施曼编著的这本《基金会(美国的秘密平装合订本)》精装版付梓之际，正值美国基金会的鼎盛时期。其资产总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以任何标准衡量都令人震惊的。基金会致力于用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行动令人鼓舞。它们在增加透明度和改进决策与管理水平方面，虽进展缓慢，但成果却是令人欣慰的。如果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件可以标志基金会迅速提升的地位、影响力以及不断增加的资产，当属2006年6月沃伦·巴菲特宣布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数项重要的排名指标表明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捐赠总值高达310亿美元的创纪录的大礼无疑了，而这份大礼足以支撑基金会十年的运作。不仅如此，在2006年和2007年，巴菲特的馈赠和精神还带来了更多过亿美元的个人慈善捐赠。这些捐赠超过了先前任何一年的捐赠数额(实际上，超过了之前任何两年的总和)。人们都惊叹于上市证券中个人持股的快速增长，从1987年的4.1万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13.2万亿美元，进而增加到2007年的32.2万亿美元。此外，慈善事业评论家开始对代际财富转移进行广泛预测，最高的预测值达到120万亿美元，最低的也有30万亿美元。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但还是先来看坏消息吧，因为对多数人而言，它容易掩盖好消息。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的大幅下滑给非营利组织及利益相关方带来了短期的低谷。这向基金会提出了挑战，基金会必须果断决定该如何应对经济衰落，例如，是推陈出新，还是按部就班；是提高支出比例，细化和提高捐赠，还是保持支出比例、降低捐赠金额。另外，当基金会和运作型慈善机构为保护自己免受负面影响以期实现长期利益时，会倾向于重新启用其投资策略，或许会回归到以一种更“保守的”方式对公开交易的优质债券和股票投资进行配置。尽管基金会和其他从事捐赠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投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中收益不菲，但如今它们大多发现其资产不仅比市场大幅下跌之前严重缩水，并且由于其剩余私募股权及持有的部分对冲基金被冻结，短期内无法用于支出，还面临流动性的挑战。此外，一些基金会已不能支付其顶峰期所欠的分期付款。很明显，2008年、2009年，或许还包括2010年，将会是发生转机的几年，甚至会成为兴旺与衰败之年的分水岭。如我们所想，公民部门完全有可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不仅是隔靴搔痒。我个人认为，尽管世界末日的说法未必可信，但那些不会审时度势、继续按部就班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无疑是十分不明智的。他们应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立刻行动以避免最坏的影响发生(即使这个结果还未发生)。

且不论总的经济形势，单就基金会领域而言，情况已见好转。美国公民部门越发强大的力量及不断壮大的非营利组织所带来的建设性浪潮将帮助基金会处理经济衰退引起的问题。若如人所期，经济问题将逐渐好转，美国基金会将更加公开透明、更积极地倡议及更好地发展社会企业家精神，它将在未来的美国社会中留下更加浓重的一笔。让我们一起期盼这幸福美好的明天，并虔诚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