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供给VS.需求：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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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没有经济学的思维，或者不懂一点经济学，还真的就无法很好地工作或生活。
“炫耀效应”是炫耀心理作用，也就是说“我有，你们还没有”，我就可以炫耀。“攀比效应”是从众心理的作用，可以这样来理解“你们都有了，我不能没有”，我必须得有。
所有的经济学人，或者经济工作者，研究经济学问题，或者开展经济工作，都要回归到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来思考问题、探寻解决办法。
人们越来越发现，在中国的市场上，消费总是有点胆怯，害怕这，害怕那，简直到了胆战心惊的地步。
国人需求的五大升级：从要数量向要品质的升级，从要温饱向要健康的升级，从要物质向要精神的升级，从要发财向要生态的升级，从要活生向要生活的升级。
中国政府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确工资不高，工作很累，事情太多，任务过重，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累的政府。上司动动嘴，下属跑断腿；上司一句话，下属累到怕。
有很多能够计算到GDP里的经济活动量，不仅不能增加财富，反而会减少财富。如把一座还能够使用的大楼拆了，财富少了，但是能够增加GDP，因为拆大楼要买炸药，要雇佣工人，要支付垃圾转移费用，等等这些都要计算到GDP中。
政府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站在城市边缘，到处画圈圈，画一个圈就是一个园区；换一届领导，再画一个圈，又是一个园区。
供给侧改革和由改革激发的新供给产生，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到位的事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
第2章 否定之否定：供给理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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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就像经济活动本身繁荣与萧条的轮回一样，也有个否定之否定的破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过程。
人的动机都是自私且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每个人在市场上想要赚到钱，就要注重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声誉，好产品就能卖到好价钱，差产品只能卖到低价钱，好者能赚钱，差者赚不到钱；市场由价格机制起作用，从而促进市场的进步，整个社会福利的提升。
凯恩斯发动了一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一举把原来宏观调控的权利，从上帝夺到政府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被“那只看得见的手”所替代，试图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想改善供给，需要减少政府管制，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刺激个人和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崇尚企业家精神。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凭借创新活力帮助实现包容性增长。
第3章 供给理论实践者：里根与撒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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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很喜欢拿奥巴马和里根作比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位总统都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政府管制在强调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相应带来了巨大的管制成本， 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造成了被管制企业的低效率。
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最终是有矛盾的，持久、严厉的货币紧缩往往会抵消减税对经济发展的刺激。
撒切尔夫人将通胀视为头号大敌，认为它干扰经济活动，影响企业的理性规划，从而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
私有化的确可以视为撒切尔政府的成就之一，但是，该政策的失败之处，是没有找到国企私有化的边界，无法准确界定哪些国企可以私有化，哪些企业还必须维持国有状态。
撒切尔在政府体制改革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特别是与美国里根政府自由化改革相对应的英式私有化改革，使得世界各国在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非政府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主义，背后都有新自由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支撑。
第4章 成长的烦恼：改革红利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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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是举世惊叹的事情，无论是对国内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改善，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都呈现出了非凡的表现。
农民没有变、土地没有变、其它生产资料也没有变，仅仅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仅仅是制度变革，就能够让一个人口大国都能吃得饱了，使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红利。
本来设想的是通过各种调控措施，让1992年到1995年经济出现的高涨局势，能够平稳下来，实现经济软着陆，没有想到采取的各种措施过于集中，甚至是过急，到了1998年感觉到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
真正对外开放，就必须按照当今国际上通行的规则做贸易，要不自己主导世界建立新的贸易规则，而WTO就是这样一套国际贸易游戏规则。不懂游戏规则，或者不按照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做生意，别人不带你玩，或者不愿意同你玩。
加入WTO，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引狼入室，是为了与狼共舞，在共舞中，学会了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舞姿。
一些较为富裕的中国人，满世界地旅游，满世界地购物，在全球各大旅游景点，都被中国旅游者占领；世界诸多商场都会为了便于中国人购物，配备了专门的中文导购员，中国人的疯狂购物，让世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手，也是有缺陷的手，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手，也是有缺陷的手。但是，只有砍掉那只踩住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看不见的脚（腐败）”，才能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就各位，发挥好各自的作用。
第5章 产业结构：纠结、浮躁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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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现在应改为“农民真老，农村真空，农业还是危险！” 过去一些年说，农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部队”，现在到农村看看，只剩下“九九”部队了。
中国农业都是小规模农业，土地碎片化，种植碎片化，难以做到科学种植，主要依靠多施化肥来增加产量。
食安全从广义上来讲，包括狭义的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从广义来看，应该包括狭义的粮食安全。一个是有没有吃的安全问题，一个是吃得健康与否的安全问题。
如何做到“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绿色化，无污染，档案化，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保障，的确是一大难题。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土地规模化，这就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坚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制，必然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土地必然是碎片化，小规模农业是无法实现现代化。所以，农业现代化就纠结在这里。
社会发展太快，急于求成刺激着每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级地方政府，都企图一夜就能够暴富。不管白猫黑猫，不问手段，只要能发财，那就是本事，那就是成功者。
中国的制造强大，不单纯是为了中国人的消费或者消耗，中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为全世界生产产品，满足世界人民的需要。
雾霾之严重，已经不是哪一个区域，哪一座城市。不仅仅是城市，连乡村、山区都无法找到清新的空气，是整个大气系统遭到了破坏，既是每一个城市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乡村的责任。
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迅速增加，2.5亿农民工抛家别子，进入城市，拿着低廉的工资，生产着廉价的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世界人民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可是还被一些发达国家反过来告了一状，说中国是“价格倾销”，你说冤枉不冤枉。
落后产能好处理，政府可以干预，通过行政命令式的关停，就可处理掉；但是，过剩产能就难以处理了，政府无法直接干预，国有僵尸企业，政府还可以通过关停并转加以消化，或者向需要的产能的国家或地区转移；民营僵尸企业，僵而不死，政府是无法干预的，只能够依靠市场慢慢消化，这需要时间来转型升级。
从产业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浮躁表现在一味地扩张规模，而不能够很好地在生产内涵上下功夫，缺乏技术创新，缺乏科学管理，缺乏耐心打造品牌。
中国大多数产业实质性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缺乏，受制于外，技术创新关键在企业，关键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浮躁”是制造业的大敌。
传统商业就像是练就了一身好武功的人，本想与别人好好比比武功高低，没有想到别人开始使用枪炮了，不再依靠刀枪不入之功了。商业“冷兵器时代”已经结束，“热兵器时代”正快速兴起。
很多制造企业无心继续经营，纷纷转到小贷公司、典当公司、担保公司或者试图开办银行，觉得这样赚钱，比做实业赚钱要轻松得多，无不埋怨实业不好做。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住文化是典型的自我拥有住房，住宅用房不能够作为投资品，只能够作为居住品。一旦成为投资品，就会出现有钱人投资房地产拉动价格上升，没有钱的人就会因为房价被投资炒作、居高不下而买不起，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呈现出冰火两重天。
公共产品或服务本应该是政府弥补市场缺陷应该提供的供给，可是政府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职能错位，工作越位，不是不作为，而是乱作为。
中国产业结构的扭曲，既有本国经济发展阶段或产业发展本身惯性所致，也有国际市场需求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致；既有市场机制本身缺陷造成的成分，也有政府不良调控造成的成分；既有市场主体非理性发展的原因，也有政府非理性行为的原因。
第6章 要素供给：价格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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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素不完全是居民供给，像土地这么重要的因素，其所有权就不是居民的，而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居民没有供给能力。劳动要素也不是随便就能够由居民供给的，因为有户籍制度。
人口变动的规律是长期形成的，在中国计划生育制度对人口的变动具有重大影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担加大，可能是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化的国家会不会引致老年化的经济，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成为制约点，的确是个大问题。
人口向东部流动、向城市流动、向京上广深流动，究其内在原因，是区域就业机会差异、工资水平差异、公共物品供给差异、人口聚集群体效应差异所导致。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本来是过渡性解决办法，但是体制改革改了三十多年了，这个办法变成了制度，好像不是过渡性，而变成了制度性的。体制内外两重天，引发诸多社会不公平对待。
存贷利率差制约了资金合理流动，资金价格信号扭曲，助长了银行业过度获取制造业的剩余，大大增加了制造业成本，削弱了制造业发展能力。
资本市场混乱不堪，使融资者望而却步，投资者无利可图。圈钱、洗钱、内幕交易和恶意收购，致使扭曲了市场，扭曲了投融资者心态。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三权确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正在推进，主要是使土地产权法制化。然而，所有权缺乏主体，承包权年限难定，经营权转移缺乏制度保障。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住宅地产七十年，商业地产四十年，那么，后面怎么办？不确定性大，影响人们的预期。
由于国家财税体制问题，导致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商绑架政府，改变城市规划，改变土地用途，滋生土地腐败和土地浪费。
“企业家才能”决定了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方向，也决定了其组合方式，甚至决定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很多企业经营者，从实质上来看，都是套利的商人，没有企业家精神。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钻，只要搞到钱，不惜牺牲人格、道德和扭曲人性。创新精神缺乏的经营者，是无法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
政府管制的经济，致使企业在官员面前直不起腰杆；官本位思想盛行，只是企业家在政府官员面前矮人一等；再加上，一些套利或者权钱交换的经营者心态，很多企业经营者的地位是卑劣的。
第7章 中国的风险：陷阱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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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有两大特点：一是陷阱的危害性很大，“竖锋刃于中”，一旦掉进去，非死即伤；二是驱使性和诱惑性很大，即便在“予知”的情况下“而莫知之辟也”。
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3000-10000美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消失，高技术能力尚未形成。中国2015年人均GDP达到8000美金以上，只要我们的能够调整好姿态和行动力，应该能够跨过这一陷阱。
中国人口众多，竞争激烈，中国人的勤奋精神，中国社会福利的短缺，基本上不存在走入“高福利陷阱”。事实上，也难以做到高福利，能够按时稳步进入全面小康，就是谢天谢地的大好事了。
城镇化的进程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自然选择过程，去掉人为的制度性约束和制度性激励，居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理性的选择。如果政府盲目激励城镇化，或者设置城镇化障碍，要么掉入“城镇化陷阱”，人口进城了，却没有工作岗位；要么演化为“城市二元结构”，人口进城了有工作岗位，但没有城市居民待遇。
经济虚拟化不能说不是一种趋势，然而，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过早地进入虚拟化或者全部虚拟化，那将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伤害。实体经济是支撑一个大国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不发达，虚拟经济只能是一个大大的泡沫。
社会信誉的短缺，是十分可怕的。百姓失去信用，无以立足；政府失去信用，将无以立国。政府是社会公信力的代表，政府没有信用，整个社会就没有信用，整个社会会没有信用，那就是一个流氓群体，甚至会成为一个流氓国家。
中国特别需要强化政府公信力，强力支持反腐败斗争，通过严肃党纪国法，通过国家治理制度的完善，来确保政府公信力；通过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来确保民众守信用。一个重信用的民众，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重信用的企业，才是一个好企业；一个重信用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
第8章何以驱动发展：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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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增加并不是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质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在技术进步中得以体现的。
经济持续的发展，需要企业家的持续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要看他们是否能够执行创新。
创新和变革成为产业新常态，企业家开始重新承担起不确定性分担、创新和资源协调的角色，回归创新的主体，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创新集中于一个时期，时断时续地出现，这种不连续性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不是持续的繁荣。
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大约包括6个“尤格拉周期”或18个“基钦周期”；“长周期”是对“中周期”起到制约作用的因素，并影响着“中周期”的背景，“中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的程度受到“长周期”特定阶段的影响。
企业家是创新主体的观点与创业管理高度融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接受和发扬光大，创客空间、众创空间纷纷崛起，依据“互联网+”的众包、众筹，也纷纷走上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内部自身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革新和人力资本积累获取“新知识”，并通过市场、产权等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通过人力和资本的转移，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经过反复循环，内生技术进步成为经济持续的增长动力。
区别于“生产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发展依靠人的智力发挥，通过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的投入，来开发和改善自然资源，维护和保护自然生态。
第9章 何以驱动创新：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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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企业家内在创新精神而言，也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企业家本来就有的创新心理倾向，其二是外在刺激使其产生创新行为。那么，外在刺激，靠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个好的制度设计。
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应该理解为：从供给侧入手，为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来调整制度设计，从而激活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
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基础性问题。
区域结构供给侧改革对中国来说难度较大，区域发展不均衡，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还有制度或政策层面的因素。
区域发展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或政策差异造成的，形成了产品、劳动力（含人才）、土地、技术、资本等多个“价格剪刀差”，无形中剥夺了乡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剩余。
产品市场供给侧在于生产方（即厂商），表现在产业结构性失衡；要素市场的供给侧问题主要表现为是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还是政府决定要素配置。
2.5亿农民游离于城乡之间，青春年华给了城市，汗水和健康的身体奉献给了城市，却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红利，从根子上来说，就是这个户籍制度。
偷税漏税就更是比比皆是，很多企业在公开上市之前，最为头痛的事情，就是补缴税收，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税收，需要补交，让这些企业在上市与不上市之间感到十分纠结，可想而知，税收漏洞有多大。
税制改革从立法理念到客体，都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和创新，税法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税制改革要体现共创共享理念，更多地要体现直接税，让纳税人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交税，并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公民的合法纳税意识，享有相对应的权力。
长期以来，国有资源资产地方化、部门化，进一步演化成为个人化，最终导致为了谋求自然资源资产中的利益，不顾生态环境，乱开采，乱使用，资源资产所产生的价值被少数人侵占，既影响了生态环境，又导致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流失，还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
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使用，要节制节约，提高利用效率上做好制度安排；至于可再生性资源，要做到用补平衡，把资源开发利用与再生补充挂钩，用多少补多少，不能无限制开发，即使有价格机制限制，但是往往市场机制会失灵，就需要通过立法办法，强制性执行，保证可再生资源总量平衡甚至有所增加。
第10章 何以驱动改革：动谁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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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驱动发展？答案是：创新驱动。何以驱动创新？答案是：改革驱动。何以驱动改革？答案是：改革者的历史责任感。改革者是谁？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谁是改革者的支持者？答案是：中国人民。为什么人民要支持，因为改革能够给人民带来巨大红利。
改革的六大阻力来源：传统思想的固守者，手持公权获益者，依托公权获取利益者，依附公权获益者，钻体制空子获益者，价值观扭曲获益者。
改革的五大动力来源：执政党的历史使命感，中国梦的目标拉力，全球竞争的外在压力，人民群众的支持力，解放思想的理念力。
守法的、讲政策的、按制度办事的，往往被批为“太老实”，“缺乏开拓精神”，“工作没有闯劲”，而那些不顾法律、体制和政策的，却被赋予了具有“创新精神”，颠倒了人们的价值观，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在社会上形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由全球经济调整和中国内生因素变化作用下形成的“窗口期”，正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实现中国新发展的大好时机。
综观世界大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实现国家的振兴和强大，首要条件要有一个优异的制度，好的制度，能够使落后变为强大，坏的制度，会使强大走向衰落。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一个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解放思想，就是要铲除封建思想的毒瘤，就是要从传统体制思想固化中走出来，就是要从各种既得利益者混淆视听的各种舆论中看透问题的本质，就是要紧紧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实质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应该确立五个是否有利于的理念标准，来判断改革方案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创新发展，是否有利于协调发展，是否有利于绿色发展，是否有利于开放发展，是否有利于共享发展。如果违背了这五个有利于，那就是错误的改革理念。
只有将正确的价值观植入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激励和约束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行为，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梦。只有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的改革，才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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