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是非，留待来者评说——钱端升的人生路
亲历“三·一八惨案”
学高为范
“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
《法国的政府》的变与未变
“国体攸关”
铁骨钱端升
迎接解放
钱端升在新中国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揭批汤用彤、蔡元培
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1954年宪法法律顾问
“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
钱端升在1957年
“批评‘三害’”
钱端升为什么被划为“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我的罪行”
“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
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
最尊重周恩来
晚年钱端升
躲进红学成一统——吴恩裕的涅槃
从吴恩裕的红学贡献说起
早年吴恩裕
就读东北大学
在清华延期毕业
东北行健学会
吴恩裕与张东荪
考试插曲
在英国
在重庆
中华文化服务社的一段经历
执教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
执教北大
内战中的东北行
与学生的交往
吴恩裕的“旧学”
走进新时代
北京政法学院
呕心沥血的《历代西方政治论著选读》
新时代的学术
“比国民党时代还苦闷”
不自信的年代
躲进红学成一统
吴世昌与吴恩裕的交往
吴恩裕的红学贡献
吴恩裕专案组
“哭君归去太匆忙”
为学当如严景耀——严景耀和他的犯罪学世界
家世
在燕京
志愿犯人严景耀
研究生阶段
从北平到南京
游学美国
苏联研究会
南下
被提名上海工部局监狱副典狱长
助理典狱长严景耀
离职
监狱外的活动
社会科学讲习所
“越粤人才夸璧合”
供职新华银行
筹建民主促进会
燕大教授
燕园解放
见到毛泽东
严景耀与林寿晋
忠诚老实运动
筹建北京政法学院
恢复社会学的尝试
义助郭云观
“这些日子少出门为妙”
反“右”之后
解冻
卿本佳人，缘何从政——雷洁琼的人生路
雷氏家族
在美国
执教燕京
“一二·九运动”
在江西
政治讲习院
在上海
成立民主促进会
下关事件
重回燕京
走向解放
燕大往何处去？
雷洁琼、严景耀与吴晗
新中国成立后
雷副教务长
“右派”言行
内定“中右”
“神仙会”
“文化大革命”
晚景无限好
“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徐敦璋传略
垫江徐家
青少年时代
清华八年
留学欧美
执教平津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简直是贱卖”
执教云大
颠沛在重庆
在日本
非常混乱，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漫漫回国路
重庆三月
“一切如梦初醒”
孩子参军
“通过土改和忠诚老实，我一定要站起来”
在北京政法学院
哭着说“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
内定不戴帽“右派”
早逝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曾炳钧侧影
三岁丧父，十余岁丧母
清华四年
社会调查所
哥伦比亚读博士
曾炳钧与胡适
一波三折回国路
从学界到政界
执教武汉大学
曾炳钧教授的木箱
亲历“六一惨案”
再回清华
很努力地想跟上形势
参加土改
思想改造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
学习与自我批判
走进新时代
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讨论
反“右”前后的内心世界
改变
曾炳钧的“检查”
曾炳钧的茫然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篇文章
回归
八十岁时入党
晚年曾炳钧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费青的困惑
费氏三兄弟
大革命时代
为共产党人辩护
与张君劢的交往
认真准备公费留学考试
在德国拜谒施塔姆勒
在德国的朋友圈
执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
拯救东吴法学院
逃离沦陷区
陪都重庆
亲历“一二·一惨案”
人民立场看宪草
复员北平
主编《中建》
费青与美国人
与张君劢之子的对话
走进新时代
北大课改
与潘汉典的交往
离开北大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
“像一个有病的人求医生看病”
北京政法学院的费教务长
费青之死
“觉今是而昨非”——黄觉非的轮廓
模糊的黄觉非
“觉今是而昨非”
从学界到政界
回北平
回归学界
被管制的黄觉非
前进
北京政法学院
“错误”言论
黄觉非之死
迟来的追悼会
“挖地挖不出宪法来”——戴克光的剪影
少年戴克光
在清华
在清华加入国民党
清华助教
在伦敦
走马灯似的换工作
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
中国行政学会
巡视党务
执教中央大学
监察院参事
江苏学院
车站事件
戴克光的天真
执教政治大学
在上海静待解放
边学习边改造
来到北京政法学院
“肃反运动”
反“右”
既然已经跃进了，何必还要“大跃进”？
转行
“戴老头是来休养的吧！”
“文化大革命”
戴克光之死
“生于宣统二年”——于振鹏的背影
“我应该是北京人”
求学时代
北京法文专门学校
中法大学
留学法兰西
求学巴黎
在国联工作
重回法国
漫漫归程
在昆明
入党与脱党
兼任中法大学训导长
担任云大法律系代主任
随中法大学复员
再回昆明
“在学问上显一手才能立足”
走，还是不走？
等待解放
设法认识共产党
“我觉得干不了”
清华法律系的停办
边工作边学习
革大学习
开设“政策法令”课
土改
“洗澡”
院系调整
“生于宣统二年”
划为“右派”
旧法风骨今安在？——代后记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