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法典说略》精装上下册,由王宏治、郑显文、赵晓耕等法学专家撰写,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三四千年各朝各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将最重要的法典做了系统的介绍。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典内容都由该领域的专家担纲,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法制传统,其法律自成体系,传承有序,除《周礼》所记述的各种法律、法规外,春秋战国以来,明确的立法活动史不绝书,从《法经》到秦、汉法律,再从魏、晋之律到隋、唐法典,直至宋、元、明、清各代法典,记录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的脉络。而中华法系从形式上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法律的法典化。
所谓“法典”,简单说指的就是法律典章、典籍;今日认为特指经过整理而自成体系,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而古代西方人对“法典”一词的理解却仅限于是法律汇编,如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在其名著《罗马法史》中说:“汇编法律目的是为了将零散的皇帝谕令加以汇集,这些汇编被称之为‘法典’(CODICES)。”而中国人所理解的法典,则是指依一定之规,按固定的体系规模,有总则、分则之分的、分门别类编定的大型法律,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样的法律汇编才能称之为法典。
《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三四千年各朝各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将最重要的法典做了系统的介绍。
先秦法律,夏商周时期,因文献资料的限制,古人一直以传说取代历史,尽管有《夏刑》三千条及《禹刑》、《汤刑》和《九刑》的说法,但毕竟没有具体的文字支持,故仍不能取信于人。但百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并由此而兴起的对金文文献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传世及出土的青铜器皿的铭文对商周法律进行研究,以片鳞只爪之线索,力图管窥全豹;用寸缕撮粟之材料,欲试蠡测瀚海。《金文法典说略》所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秦汉法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的关键时期,百年来残编断简的大量出土,尤其是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问世,为秦汉法律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秦律说略》和《汉律说略》充分利用这些简牍资料,对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秦汉的精髓。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仍,多数王朝都有立法活动,却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法典。《魏晋南北朝法典说略》对此作了综合性论述。此上我们所说的“法典”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只是借用一下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是《唐律》,它是中华法系的结晶,是古代法典化的总结性成果。其后本书所说到的《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是货真价实的法典。各篇作者也都各自对其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
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重要步骤。清政府所修订的法律,不再仅仅限于刑律的编订,而是引进了传统中国从没听说过的宪法、民法、诉讼法等等,从而使中华法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本书对各个部门法典进行了综合性介绍。
中华民国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本书对此两个时期的法典也分别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进行了评述。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鸿烈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的“导言”中说:“我们中国的法律自然也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产物,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致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惟一的典型。”
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法律传统,但儒学传统造成古代文人重经史之学,而轻法律之学,甚至以读律为耻,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法律类书,数目有限。在其《史部·政书类二》,馆臣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乾隆以盛世而修《四库全书》,却又不屑于将法律类书予以介绍,可见其鄙夷之心。《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将中国历代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重要法典向读者做了简明介绍,参加撰写者,也都是这一领域中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历代法典篇幅宏大,且多用文言文,一般读者很难通读,也不可能尽读。希望通过此书,为当前的学人读史习法,普及古法知识做些铺垫工作,让读者知道中国法律传统的博大精深,管窥蠡测,知其一斑,引起对中国法律史的兴趣,进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促进当前的法制建设。
中华法系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史学界的重点、热点,然而研究者多以西方法学的概念和理念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其结论也多以近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为参照系,往往得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落后与野蛮的结论。而近年来在国内外的法学界流行着对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否定的论点,尤其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学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中国的各代法典、法规,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丝毫不亚于西方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就没有人类现代的法律文明。
王宏治,男,1948 年生,历史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著作有《中华文明史•法制史卷》、《中国文化通志•法学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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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学术态度上的严谨性,是我作为一名对历史有基本认知的读者感受最深的一点。它避开了许多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却又缺乏决定性证据的“热点”问题,转而专注于梳理那些有据可查、脉络清晰的历史事实和制度演变。每一次引用和论述,都能明显感觉到背后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作为支撑,但作者的功力在于,他能将这些繁复的佐证材料巧妙地“消化”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清晰的逻辑链条,而非堆砌的脚注。例如,在探讨某一特定朝代法律体系的特点时,他并没有将之孤立化处理,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之中进行多维度考察,展现出一种宏大的历史观。这种不急于下定论,而是秉持着“求真”态度的写作风格,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对于想要系统了解该领域但又不想被过度“解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基石。
评分从整体的阅读体验来看,这本书带给我的思考远超出了其书名所暗示的“略说”范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古代社会在权力结构、伦理道德与国家治理之间所做的永恒的权衡与挣扎。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被引导去思考:法律究竟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还是社会稳定的工具?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如何利用法律来塑造国民的观念?这种思辨性是它最宝贵的财富。它没有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呈现了复杂性本身。合上书卷的那一刻,我脑海中留下的不是零散的法条知识点,而是一种对历史进程中“秩序构建”这一宏大命题的深刻体悟。它成功地将原本沉闷的“法制史”提升到了“人类文明演进史”的哲学高度,让人在惊叹古人智慧的同时,也不禁反思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其法律与伦理的边界又该如何界定。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咀嚼,并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新感悟的佳作。
评分初翻阅这本书,我立刻被其叙事的高妙所吸引。作者似乎拥有魔术师一般的笔触,他没有采用那种枯燥的、按时间序列堆砌条文的传统史学写法,而是像一位高明的导游,带着读者穿梭于不同朝代的法律思想的迷宫之中。他擅长捕捉那些“瞬间”——比如某位帝王在某个特定历史关头对法律的革新,或是某个法条在民间引发的细微涟漪。这种叙事手法极具画面感,让人感觉不是在阅读冰冷的文献综述,而是在观看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纪录片。他擅长使用对比手法,将不同时代的法律精神进行鲜明的映照,使得读者能在瞬间把握住历史的演进脉络,而不是被繁复的细节所困扰。这种行文的节奏感把握得极佳,时而舒缓,深入剖析某种制度的根源;时而紧凑,迅速过渡到下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经常停下来,不仅仅是为了理解内容,更是为了回味那一句句被精心打磨过的句子,它们兼具学术的精准性和文学的感染力,实在难得。
评分我个人在阅读历史类书籍时,最怕遇到那种过于学院派、术语堆砌到让人望而却步的著作。然而,这本书在保持其专业深度的同时,对于普通读者的友好度却做得非常出色。作者似乎深谙“深入浅出”的艺术。例如,当涉及一些晦涩难懂的古代法律术语时,作者总能立即提供一个现代人能够理解的类比或生活化的场景解释,使得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法制精神”瞬间变得具体可感。这种体贴的设计,极大地拓宽了受众面,让原本可能因畏惧专业性而却步的读者也能从中获益良多。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章节衔接处设置的“小结”或“反思”段落,它们像是在阅读长途跋涉后提供的一个休息站,帮助读者梳理刚刚吸收的大量信息,并为接下来的探索做好心理准备。这种兼顾专业性和普及性的平衡把握,是许多同类书籍难以企及的高度。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古典与现代交融的质感,初捧在手便能感受到编者的匠心独运。纸张的选择上,厚实而略带纹理,使得墨迹的呈现既沉稳又不失细腻,读起来有一种沉浸式的愉悦。封面设计上,那枚烫金的印章式纹样,仿佛穿越时空而来,暗示着内容的厚重与权威。内页的排版也是精心考量的,字号适中,行距疏朗有致,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的疲劳感也相对较轻。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书中对一些关键概念的图示辅助,虽然没有直接展现法典本身,但那些精心绘制的示意图,清晰地勾勒出古代法律条文逻辑关系的脉络,极大地降低了理解古代复杂法律体系的门槛。这本书的物理形态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一件能提升阅读体验的实体物件。我甚至会花时间去摩挲那些边缘的细节,体会那种手工装订的扎实感,这在如今充斥着轻薄电子书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这种对实体书制作的坚持,体现了出版者对阅读本体的尊重,也让读者在接触“历代法典”这类严肃题材时,获得了一种庄重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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