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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Transition Vendor

作者:vanden Heuvel, Katrina

出品人:

页数:224

译者:

出版时间:2005-10

价格:$ 14.95

装帧:Pap

isbn号码:9781560257899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政治思想史
• 共和主义
• 政治哲学
• 历史
• 美国历史
• 法国大革命
• 公民美德
• 古典共和主义
• 现代共和主义
• 政治理论

历史的断裂与思想的回响：解析现代共和主义的演变与危机 第一章：古老理想的重塑——从城邦公民到现代民族国家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在跨越千年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演变、核心价值的坚守与适应，以及其在现代民主实践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我们并非聚焦于任何特定国家的政治实践细节，而是着眼于构成共和主义精神的普世性理论基石——公民德性、公共领域、不被统治的自由（Liberty as non-domination）以及对暴政的警惕。 1.1 亚里士多德的遗产与罗马的实践 共和主义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城邦（Polis）生活，那里强调公民的主动参与和对共同福祉的奉献。我们首先将考察亚里士多德对“良好生活”（Eudaimonia）的界定如何内嵌于政治实践之中，公民身份被视为实现人类潜能的最高形式。随后，重点转向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本书将剖析波利比乌斯（Polybius）对混合政体的分析，这种结构旨在通过权力制衡来抵御腐化和僭主政治的兴起。罗马的“美德”（Virtus）概念，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英勇奉献，构成了早期共和主义伦理的基础。然而，我们也必须审视罗马共和国如何在其扩张过程中，内部结构性矛盾如何导致其最终的崩溃，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权力集中风险的深刻教训。 1.2 中世纪的复兴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在漫长的中世纪，共和思想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一种分散且适应性的形式存在于城市自治体和行会结构中。我们考察了意大利城邦，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如何在权力真空期重新激活了古典共和的元素，强调城市自治的权利与市民的集体行动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共和主义的贡献是革命性的。马基雅维利将对美德的关注从神学道德转向政治现实主义，强调政治稳定依赖于公民群体能够有效对抗精英阶层的腐蚀和阴谋。他提出的“人民的意志”作为抵抗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力量，为后来的激进共和主义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启蒙时代的激进转向与“不被统治的自由” 进入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对绝对君主制的挑战，共和主义理论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从关注城邦的内部美德转向关注个体在现代国家结构中的权利与自由。 2.1 汉密尔顿与马基雅维利的对话：对国家权力的再审视 本书将详细分析18世纪“公民人文主义”的学者们如何调和古典的公共美德观与新兴的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特别是对“不被统治的自由”（Liberty as Non-Domination）这一核心概念的辨析。这种自由不同于消极自由（不受干涉的自由），它关注的是免于被他人任意权力支配的状态。一个公民可能在法律上享有自由，但如果他的生命、财产随时可能被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官员或强大的贵族集团所侵犯，那么他仍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2.2 激进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的绝对性 在美洲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潮中，共和主义表现出其激进的一面。我们考察了卢梭（Rousseau）对“公意”（General Will）的阐释，以及它如何要求公民将个人利益服从于共同体的理性表达。这种观点强调，真正的自由只能在完全的政治参与中实现。本书对比了美国建国元勋们（如汉密尔顿、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论述）对共和制的构建，他们试图在广阔的领土上，通过精妙的代议制和权力制衡，来确保共和的美德能够适应大型民族国家的现实，并有效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第三章：工业化冲击与现代性的挑战 19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工业革命、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古典共和主义赖以生存的公民社会基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1 异化与公共领域的萎缩 本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如何从批判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角度，来解读现代社会中公民身份的异化。在生产关系被私有化、经济权力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的背景下，公民的“德性”是否还能在工厂和市场中得到体现？我们分析了哈贝马斯（Habermas）关于“公共领域”衰落的诊断，即：原本由理性公民在咖啡馆、沙龙和报纸中进行的、旨在形成公意的辩论空间，如何被大众媒体和商业利益所侵蚀和工具化。 3.2 消费主义对公民精神的侵蚀 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消费主义的崛起。本书将审视消费主义如何将公民（Citizen）转化为消费者（Consumer）。当政治参与被简化为对产品的选择、对政府的满意度调查时，主动、负责任的公共行动能力便逐渐退化。这种退化使得对“不被统治的自由”的维护变得脆弱，因为人们可能为了经济的稳定和物质的享受，自愿地让渡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权。 第四章：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与诊断 面对自由主义个体权利至上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局限性，当代政治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发现了共和主义的价值。 4.1 菲利普·佩蒂特与非支配性的回归 本书将重点介绍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等学者如何系统地重建了“非支配性”的理论框架。他们将共和主义定位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共和主义者既承认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又坚持认为自由的本质在于抵抗任意的权力支配，无论这种支配是来自国家、市场还是强大的社会团体。这种理论重新激活了对法律结构、宪政设计以及制衡机制的关注，以确保权力始终处于被监控和被限制的状态。 4.2 跨国挑战与共和主义的未来走向 最后，我们考察了全球化、跨国资本流动以及主权国家体系的相对削弱，对传统共和框架构成了新的压力。面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或跨国监控，公民德性如何动员？谁来行使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支配权”的控制？本书认为，当代共和主义理论必须扩展其视野，探讨“全球公民德性”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主权有限化、权力分散化的新格局中，重新确立有效、负责任的公共治理模式，以捍卫人类共同的自由。 本书并非对某个特定政治运动或宣言的注释，而是对一种持久的政治理想——关于公民自我治理和免于暴政的持续斗争——进行跨越时空的深入梳理与理论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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