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一1646），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笔名还更多。他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这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在这一批文人中，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阮大钺、王思任（1646），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弟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熊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磷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亲历了女真的蹂躏而郁郁去世

。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也正因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国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点，我们至今研究、认识得还很不够，如果没有他的辛勤劳作和超出同时代人眼光百倍的见识，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尽的宋元话本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歌谣、笑话、戏曲，都将自生自灭，使文学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冯梦龙的这些工作成就，实可与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并肩媲美！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智囊》、《古今谈概》、《情史》三部书，可谓冯梦龙在“三言”之外的又一个“三部曲”系列的小说类书。《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谈概》之旨在“疗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达了冯梦龙对世事的关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会政治特色

和实用价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叙》中说：

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总结“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谓不深远。

《智囊》初编成于明天启六年（1625），这年冯梦龙已届天命之年，还正在各地以做馆塾先生过活，兼为书商编书以解无米之炊。此时也是奸党魏忠贤在朝中掌权，提督特务机关东厂，大兴冤狱，正红得发紫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冯梦龙编纂这部政治色彩极浓，并且许多篇章直斥阉党掌权之弊的类书，不能不令人对冯氏大智大勇的胆识表示敬佩。

以后此书又经冯梦龙增补，重刊时改名《智囊补》，其他刊本也称《智囊全集》、《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内容上均同《智囊补》。全书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历代智慧故事1238则，依内容分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历代政治故事表达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明察勤政的为官态度；《胆智》、《术智》、《捷智》编选的是各种治理政务手段的故事；《语智》收辩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闺智》专辑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杂智》收各种黠狡小技以至于种种骗术。冯梦龙在《杂智部总叙》中说：“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点明了这些杂智故事的认识价值。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机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使这部关于智慧和计谋的类书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校勘价值。书中的一千多则故事，多数信而有征，查而有据，真实生动，对我们今天学习历史，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书中专辑《闺智》一部，记叙了许多有才智、有勇谋、有远见卓识的妇女，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使此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书中各部类之前的总叙、分叙，各篇之后的评语，文中的夹批，均由冯梦龙撰写。这些地方是冯氏政治态度、人生见解、爱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是研究冯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间系以评语，佻薄殊甚。” 这一站在封建正统道德一边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不过书中确实有一些迷信观念，对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有一些诬蔑之词，这些落后的东西今天并不难识别，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们这次校译所用的底本名《增广智囊补》，题为冯梦龙重辑，张明粥、沈几、张我城同阅。虽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虏”等字，如卷三《薛简肃》中的“虏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证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离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冯子曰：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纣愚而汤、武智；六国愚而秦智；楚愚而汉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举大则细可见，斯《智囊》所为述也。或难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顽嚣；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陈蔡；西邻之子，六艺娴习，怀璞不售，鹑衣彀食，东邻之子，纥字未识，坐享素封，仆从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冯子笑曰：子不见夫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绳以入，畚以出，其平地获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见，则变也。有种世衡者，屑石出泉，润及万家。是故愚人见石，智者见泉，变能穷智，智复不穷于变。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廪、泥于井、俘于陈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窥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则诚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子何取焉？冯子曰：不不！错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谈兵，人主动色，迨七国事起，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一为不智，谗兴身灭。虽然，错愚于卫身，而智于筹国，故身死数千年，人犹痛之，列于名臣。（左车右免）斗宵之流，卫身偏智，筹国偏愚，以此较彼，谁妍谁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错，有樗里子焉；后乎错，有鲁匡、支谦、杜预、桓范、王俭焉；其在皇明，杨文襄公并擅此号。数君子者，迹不一轨，亦多有成功竖勋、身荣道泰。子舍其利而惩其害，是犹睹一人之溺，而废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将令人学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纸上乎？冯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涧之用，与江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廖尔。或又曰：仆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鸡鸣狗盗，亦备奇闻，囊且秽矣，何以训世？冯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虽好猾盗贼，谁非吾药笼中硝、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众水同归，岂其择流而受！或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篇首。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

智囊自叙智囊补自叙

忆丙寅岁，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余菰芦中老儒尔，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闻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顾数年以来，闻见所触，苟邻于智，未尝不存诸胸臆，以此补前辑所未备，庶几其可。虽然，岳忠武有言：“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鸣吠之长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故以羊悟马，前刻已庆其繁；执方疗疾，再补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说焉。唐太宗喜右军笔意，命书家分临兰亭本，各因其质，勿泥形模，而民间片纸只字，乃至搜括无遗。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不止塞嗜痂者之请而已也。书成，值余将赴闽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库》诸书，盖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语为叙而之。

吴门冯梦龙题于松陵之舟中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又和“二拍”合称“三言二拍”。

冯梦龙的思想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冯梦龙思想的来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叶以降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第三，明代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潮。就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的关系而言，笔者以为，对冯梦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李卓吾和王阳明。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又和“二拍”合称“三言二拍”。

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就是它们的杰出代表。从表面上看，"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但实际上，冯梦龙在对其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编辑与修订便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从"三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思想极为复杂，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分辨出其思想的总体结构形式，这便是：以近古新兴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又以吸纳了释道的儒家思想为主导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三言"即是冯梦龙那种思想形式下的独具特色的小说艺术形式，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儒雅与世俗互摄互涵的中和审美形式，这具体体现在"三言"的审美情感形式，叙事结构模式等诸方面。

一、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的冯梦龙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明代中晚期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出它的脆弱性。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实质上已不可避免地面临瓦解。在这种供广大听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由宋元时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江湖河海，由口头的说唱文学发展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言。

冯梦龙毕生所从事的通俗文学的整理与编辑工作，是与当时文艺环境分不开的，当时的主情思潮弥漫文坛，这一点对冯梦龙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文艺思想及审美倾向由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是他在对通俗文艺的整理与编辑的创作中本着坚持发扬儒学的基本精神，并包容其它文化思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儒学精神是先秦的儒学精神，这里也包含了一些释、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际提倡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宋明理学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准确的说是封建等级制度及与其想适应的封建伦常的总称。二程说："上下之分，尊卑义也，理之当也"，①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②这样理学禁锢下的人的感性的枷锁的时候，个体感性的高扬就成为必然。冯梦龙所提倡宣扬的先秦儒学就成为他高扬个体感性的一种方式。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其道德伦理的核心是"仁"学，"仁"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本主义的人学，认所谓"爱人"、"爱众"为指归。而"爱人"、"爱众"就是尊重人的感性存在。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③子曰："……汛爱众，而亲仁"④这也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说的"仁者爱人"，以及《礼记??中庸》说的"仁者，人也"孔子之所以重视"仁学"就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仁人才能推行礼制，不然"人而不仁，如礼何"⑤这与冯梦龙的文艺思想有着共同之处。冯梦龙就是借"三言"等通俗文学的创作让死气沉沉的晚明儒学生动起来，活泼起来。

明正统文艺只讲理性，不讲情，似乎与伦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在理论上没有了区别，从而受到情真意切，不与诗文争名的中下层文艺的挑战，于是当时中晚明民俗文艺思潮兴起，大批进步文人学士激烈抨击正统诗论批评中的假道学，而通过儒学伦理文化批评的方式，重构以"情教"为中心的道德批评格局，发展民艺价值观和忧患政治人生观的统一。冯梦龙也是想借此方式来实现其"情"与"理"的和谐统一。

具体到冯梦龙的"三言"，其在思想上主要体现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及整个儒家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总原则，在儒学体系中"仁"是总体的道德内容，"礼"是总体的道德规范，二者构成了儒学的总纲。如"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⑥"有子曰：'孔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⑦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⑧

"中庸之道"在艺术上具体表现为"中和之美"。"中和之美"的美学理想对中国古代文艺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已积淀为中华民族深层的审美心理结构，成为集体无意识。在明朝中晚期社会背景涵盖下的冯梦龙，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和之美"的熏陶，在"三言"这个白话短篇小说领域中垦拓出一片"中和之美"的艺术天地。我们不难看出，他编辑、整理"三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喻世"、"警世"、"醒世"唤醒世人改变世风。即如："六经国史之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 ⑨冯梦龙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文人，尽管其思想受到了市民意识的深刻影响，但基本方面还是站在回归先秦儒学精神的立场上。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中和的调适。因此，总的来说，他仍要求小说的内容"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以求"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警世通言序》）

另外，冯梦龙特别重视小说中描写的"男女之情"，他在《情史叙》中提出"情始于男女"，"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牵"只要加以正确导引，可使它"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以达到"情教"的目的，产生像《六经》一样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理论上反对在小说中描写色彩内容。《醒世恒言序》云："若夫淫谭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冯梦龙在当时淫风特盛的晚明文坛发表这样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儒雅与情俗之间进行调适的结果。这一立场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凌蒙初在《拍案惊奇序》中就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我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衊世界，广摭污造，非荒诞不足法，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世，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历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着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

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三言"的情感形式

"三言"在总体的情感形式上呈现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形式，在"三言"中我们看不到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情感表达上通过悲喜交织，让悲喜趋向中和。通过这种情感形式使人得到审美享受的同时,又不至于使人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刺激。这主要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