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晫,字木庵,浙江錢塘人,清初布衣文人

《今世說》為清初錢塘（今杭州）王晫所作。王晫，字丹麓，《今世說》捲一“德行”篇中記述瞭作者自己的事情，並自我作注道：

王名晫，一字木庵，浙江錢塘人。好坐溪上聽鬆，自稱鬆溪子，見者稱為鬆溪主人。喜讀書，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遇同好，輒談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其他雖相對終日，卒不妄交一言，匪類故多恨之。平生重然諾，與人期，或允所請，不爽時刻。性不耐飲，復善愁，凡在六閤之內，或有纔士塗窮，佳人失所，每聞其事，輒為於邑，甚至纍日減食，終身不見有喜色。

王丹麓仿效《世說新語》之體例，采錄同時期文人名士之故事，而作《今世說》。在康熙癸亥仲春所作的序中，王晫自我陳述作此書的原因和目的道：

今朝廷右文，名賢輩齣，閥閱纔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裒聚而錶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誌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錄，率獵收而類紀之；稾凡數易，曆久乃成。

據此可知，王晫創作此書的重要動機是為瞭讓同時代的名賢文士、廊廟縉紳、山澤隱逸，當然也包括作者自己，藉此而傳。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它仍然有其價值，大傢由此可以知道清初掌故與文風。

《今世說》自問世起，得到同時代人物的好評。同郡馮景香遠所撰《今世說序》雲：“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群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無宿物；儁不傷道，而巧不纍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同邑丁澎藥園所撰《今世說序》曰：“幾與世說並時矣。”這兩位王丹麓的鄉賢不約而同地將《今世說》與《世說新語》相提並論，嘉許其可與《世說新語》並駕齊驅。

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齣於對因文人結社而導緻明朝亡國的曆史經驗的總結和反撥，對《今世說》存在不滿和非議之處：“其中刻畫摹擬，頗嫌太似，所稱許亦多溢量；蓋標榜聲氣之聲，猶明代詩社餘習也。至於載入己事，尤乖體例。”四庫全書及其《總目提要》，因為其既定時期的權威性，很是影響瞭讀者對《今世說》的接受。魯迅對四庫全書嚮來是有著自己獨立的見解和認識，從不為之所拘束：“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瞭，錯字是加添瞭，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瞭。”鑒於此，魯迅對四庫館臣不以為然的《今世說》，反而有其好感存焉。

魯迅於1933年1月16日購買瞭《今世說》一部，並在其當日日記中作瞭明確記載：“下午往蟫隱廬買《花庵詞選》《今世說》各一部，共一元六角。”魯迅雖然於此時纔購買《今世說》，但其對這一部書的閱讀和使用要在更早之前。魯迅齣版於1923年的《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為“《世說新語》與其前後”，其中就已提起《今世說》：

至於《世說》一流，仿者尤眾……至於清，又有……王晫作《今世說》……

此後，魯迅在給許壽裳之長子許世瑛開列的中國文學係必讀書目中，《今世說》赫然名列其中。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迴憶魯迅道：“後來，世瑛考入國立清華大學———本來打算讀化學係，因為眼太近視，隻得改讀中國文學係，請教魯迅應該看些什麼書，他便開示瞭一張書單。”書單列瞭一些書目，有計有功《唐詩紀事》、辛文房《唐纔子傳》、嚴可均《全上古……隋文》、丁福保《全上古……隋詩》、吳榮光《曆代名人年譜》、鬍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劉義慶《世說新語》、王定保《唐摭言》、葛洪《抱樸子外篇》、王充《論衡》，書單最後一項為：“《今世說》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魯迅共開列瞭十二本書，而王晫《今世說》名列其中，可見魯迅對之重視的程度，是把它作為中國文學係學生必讀書目之一來開列的，正如許壽裳所言：“雖僅寥寥幾部，實在是初學文學者所必需翻閱之書，他的說解也簡明扼要。”“他的說解也簡明扼要”，可見魯迅是深得《今世說》其中三昧的。許壽裳的長子許世瑛是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係的，不久便改入中國文學係，由此可知，魯迅的這份書單當開於1930年。

魯迅之所以如此看重王晫《今世說》，是與他本人對《世說新語》的喜愛分不開的。也可以說，正是緣於對《世說新語》的喜愛之情，魯迅纔對《世說新語》的仿效之作《今世說》産生喜愛之情。因為，《今世說》是《世說新語》之精神在清代的延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激賞《世說新語》道：“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世說新語》頗為魏晉文章之代錶，魏晉風度之體現，而魯迅對魏晉文章比較鍾愛，尤其魏晉通脫、清俊的文風，魯迅對之更是由衷贊嘆。《今世說》作為《世說新語》的仿效之作，與其他《世說新語》仿效之作相比，一定程度上擺脫瞭同類作品的通病，即“纂舊聞則彆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並且達到瞭“文筆亦頗簡潔”的藝術水準。無論在體例的分目上，還是在文筆的簡潔上，《今世說》是比較接近於《世說新語》之精神和文風的。齣於對魏晉文章的欣賞之情，魯迅自然對之厚愛有加瞭。

魯迅在給許壽裳、曹靖華等友人信中多次提及自己“頗欲草中國文學史”之設想，因時間和精力的不夠而不瞭瞭之。《今世說》對清初文人“德行”、“言語”、“品藻”、“容止”等多有記載，即以“文學”一目而言，對王士禛、毛奇齡、周亮工、錢謙益、鄒祗謨、黃宗羲等人之籍貫、性情、交際、詩文多有記錄。其中記吳兆騫道：“吳漢槎最耽書，一目數行。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惰。”吳氏耽溺書籍的形象躍然紙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是撰寫文學史至關重要而生動活潑的材料。由《今世說》可以洞悉“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它是我們獲得當時曆史氛圍和曆史感受、觸摸當時文人心態的直接材料，也是一個文學史傢走進曆史、還原曆史和闡釋曆史的原始材料；因為“名士習氣”是清初時代精神之一種，直接構成瞭清初作傢的精神背景。如若撰寫中國文學史或清代文學史而不能夠真切地感受和把握此種“名士習氣”，是難以做到“知人論世”的，也是難以切近作傢與文本之精神本質的。這大概也是魯迅之所以重視《今世說》的另一個潛在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