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属性与中国失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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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四川西南财经大学
作者:杨成钢
出品人:
页数:197
译者:
出版时间:2008-1
价格:15.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810886598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失业
  • 就业
  • 中国经济
  • 社会问题
  • 劳动力市场
  • 结构性失业
  • 失业率
  • 经济转型
  • 社会保障
  •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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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失业属性与中国失业问题研究》内容简介: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具有不同特性、特点或属性。我们要治理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弄清其表现形式、属性特点,找出其形成机制和演变规律,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对策。正如医生诊治一种病症,只有先弄清症状、发病特点,以及其发病机理和病变过程,才谈得上对症下药,除病疗疾。

失业属性指失业这一社会现象固有的性质特征或内在规定性。失业现象是复杂的,因而具有多种有差异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具有多种失业属性。

马克思讲,失业即是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别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的和必备的要素,只有实现有效结合,才能使生产得以进行。而如何实现有效结合,就取决于要素的自身特征和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

从要素自身特征来讲,不管是劳动者还是生产资料,都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包含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内容的丰富总体。劳动者有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技能结构和性别年龄结构等差异,生产资料也有不同技术含量、技术等级和不同技术构成乃至产业构成的差异。

从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来讲,正因为要素自身特征的丰富性,所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不仅是数量的配置,而且要求在质量和结构上均实现相应的配置,否则就会出现要素不匹配,不能实现真正的或有效的结合。

要素数量不匹配会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闲置,使生产过程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要素质量和结构不匹配同样会造成某种生产要素闲置,使生产过程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

从劳动市场角度来看,劳动者要素代表了市场上劳动的供给,生产资料要素则代表了市场上的工作岗位,也即劳动的需求,劳动者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结合就是劳动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协调和配合。要素之间的结合包含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劳动数量供求不协调、不均衡会出现数量性失业,质量不协调、不均衡会出现质量性失业,结构不协调、不均衡会出现结构性失业。这三种失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外在形式上,而且体现于内在生成机制上,因而可以说其失业的属性不同。换句话说,所谓失业属性不同,就是劳动者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配置出现不协调、不均衡的内在生成机制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失业属性的探讨其实就是对劳动者要素与资本要素或生产资料要素的配置失衡机制的探讨。

失业属性还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它的观察和认识涉及到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失业的本质属性只能从生产关系上来认识,而从生产力角度,只能认识其非本质属性或一般属性。

从失业的一般属性上讲,失业即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发生失衡。

劳动供求失衡既可能表现为数量上的,也可能表现为质量上和结构上的。所以,劳动供求失衡包含三种状态:(1)劳动的数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数量供给大于市场的需求,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2)劳动的质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质量供给不能满足市场所需,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3)劳动的结构供求失衡:劳动资源供给的结构与市场所需不匹配,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这三种不同的劳动供求失衡状态,也就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失业属性,即:数量性失业、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许多失业问题研究成果也用类似的概念和称谓去划分失业形式或类型,但《失业属性与中国失业问题研究》认为,尽管人们观察和描述的可能是同一现象,但“形式”只描述了其外在表现,“属性”则揭示了其内在规定性,而用内在规定性来对事物进行划分,能更好地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更充分地体现出事物的差异。 失业属性不同于失业形式,前者表现了失业现象的内在性质,包括其形成的原因、机理及制约机制,后者则更多地表明了失业现象的表现形式。失业属性与失业形式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失业属性要通过失业形式表达出来,而失业形式则反映出失业属性的特征要求。

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即19世纪初,但真正形成较为完整的失业理论体系则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的问世为标志,之后随着失业问题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侧面,失业研究也日趋深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各种观点纷呈,学派林立,失业理论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从理论史上看,尚无人使用“失业属性”这一概念,但对失业问题的探讨无一不涉及对其特性的分析。

失业的三种不同属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并非始终如一、永不变化,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不同的人口历史阶段,其重心是不同的,有时是以数量性失业,即劳动供求的数量失衡为主,有时又是以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即劳动供求的质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为主。但其总的变化趋势和转变方向可以判断应当是从数量性失业向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转变,如马克思所言,是从“人口压迫生产力”向“生产力压迫人口”进行转变。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这种转变的趋势和方向与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和方向一致。

如果对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作一个总体属性判断的话,则可以认为:中国当前的失业问题,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以特定人口历史为背景,在经济快速增长、技术跨越发展、社会剧烈变革的过程中而出现的劳动供求关系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的综合性失衡。但目前尚以劳动供求数量失衡即数量性失业为主导,随着中国今后在人口、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失业属性必将发生转变.即由数量性失业向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转变,由绝对的数量供给过剩型失业向相对的质量储备不足、知识技能短缺型的失业和结构配置失调型的失业转变。

中国当前的劳动供求数量失衡是在特殊的人口历史背景和高就业的制度安排以及二元的经济结构下由劳动的超额供给引起的。

中国当前劳动供求的质量失衡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技术大幅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背景下由于劳动力素质偏低而引起的。

中国当前的劳动供求结构失衡是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型滞后而引起的。

治理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要充分认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针对其失业属性及变化规律,采取专项治理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短期治理与长期治理相结合,正规体系与非正规体系相结台等方法进行应对。在具体操作上,概括起来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加快经济增长,增加对劳动力的总量需求;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使劳动力的供给在质量上符合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健全就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尽量清除或减少市场功能障碍,使劳动供求结构得以被市场有效调节。

《制度变迁、技术冲击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未来图景》 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于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动态与深层结构性挑战。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而是深入剖析驱动中国数亿劳动者就业形态、技能需求与收入分配的底层制度逻辑、技术变革速度以及全球化进程的相互作用。全书以跨学科的视角,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试图描绘出一幅关于中国就业未来走向的精细图景。 第一部分:历史的维度与制度的基石 本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变轨迹。我们着重考察了以下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和制度设置如何塑造了当前的就业格局: 1. 城乡二元结构的解构与重塑: 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变迁以及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区域倾斜政策,如何促成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迁移并非简单的要素流动,而是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城市公共服务的不均衡获取,以及由此产生的“流动人口”身份困境。我们探讨了农民工群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扮演的“缓冲器”角色,以及他们在社会融入、子女教育和养老保障上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2. 国有企业改革与“单位制”的瓦解: 详细考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有企业(SOEs)的战略重组、破产与市场化转型,对数千万“铁饭碗”持有者产生的巨大冲击。这不仅是就业岗位的消失,更是伴随着长期雇佣关系、职业身份认同和社会稳定预期的彻底颠覆。本书对比了不同地区在处理下岗分流问题上的政策差异及其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契约是如何被打破的。 3. 劳动法律体系的渐进式构建: 分析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以及其实际在企业、工会和劳动监察部门之间的执行张力。重点讨论了在快速发展的非正规经济(如建筑业、服务业)中,法律保护的有效性边界,以及集体谈判机制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实际效力差异。 第二部分: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的深层重构 本部分将视角转向当前驱动就业市场最核心的动力之一——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IT)、自动化(Automation)和人工智能(AI)的广泛应用。 1. “数字鸿沟”与技能极化效应: 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极化现象。一方面,高技能、认知型工作(如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的需求和薪酬持续攀升;另一方面,大量从事可被算法替代的中等技能重复性工作(如流水线操作、基础文书处理)面临被挤压的风险。本书强调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SBTC)在中国特定产业结构下的独特表现形式。 2. 平台经济的兴起与“零工化”趋势: 深入研究了以网约车、外卖配送、远程设计服务为代表的新兴平台经济模式。我们关注其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如何通过算法管理、数据驱动的绩效评估,重塑了劳动关系。核心讨论点包括:平台劳动者的身份界定(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社会保险的覆盖缺口、以及劳动者在高度分解的任务链条中议价能力的缺失。 3. 制造业升级与“机器换人”的悖论: 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推动下,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线部署对蓝领就业岗位数量和质量的具体影响。本书区分了“替代效应”与“补偿效应”,探讨了制造业升级带来的新技能需求是否能被现有劳动力及时吸收,以及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了本地的就业吸收能力。 第三部分: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的挑战 劳动力供给侧的根本性变化,构成了理解中国就业未来不可回避的宏观背景。 1. “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人口红利消退: 本部分量化分析了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抚养比的上升,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成本刚性上涨压力。着重探讨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特定行业(如建筑、制造业)劳动力供给稳定性的冲击,并评估了延迟退休政策在缓解长期财政压力和劳动力市场活力之间的权衡。 2. 青年群体的就业困境与代际差异: 详细剖析了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面临的“结构性错配”问题。高学历供给的激增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对岗位创造速度的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我们研究了“慢就业”、“灵活就业”等新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和资源分配不公。 3. 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审视了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在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关系(如平台工作者、农民工跨省流动)时的适应性。重点分析了现行社保制度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间的碎片化和转移接续难题,探讨了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流动性的全国统一社会保障网络的必要性与实施路径。 结论与展望 本书最后总结了制度惯性、技术冲击和人口结构演变三股力量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交织下的复杂结果。我们强调,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刺激,转向深层次的制度创新,着力于提升劳动者的终身学习能力、完善社会风险的分担机制,并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以实现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高质量就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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