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画·50一代:王彦萍》主要内容：九七·巴塞罗那、说画、这是生活、访谈、图版、年表、印章等。这套画集丛书取名《中国画·50一代》，是因为所选画家均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1950～1959）。以十年为限选择画家，从艺术周期的角度说，不免短了些，说50年代末出生与60年代初出生的人在思想与艺术上有多大差别，显然很困难。但50年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也有它的阶段性特点。这一代人大体从60至70年代中期开始学绘画；进入美术学院学习，约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在少年时期，他们接受单纯的革命教育，亲历了“文革”，对那场浩劫有着清晰甚至带着创伤的记忆。青年时期，他们适逢改革开放，接受了各种新思潮、新知识的洗礼，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的来说，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家国意识和群体观念淡于40一代而浓于60一代，个人意识和个性观念强于40一代而弱于60一代。他们大都缺乏传统文化艺术的“童子功”，但并不激烈地反传统；他们敏于接受外来文化，但较少盲目和狂热……这些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艺术选择和艺术态度。
画境溯源：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探索与时代精神 本书深入剖析了中国传统绘画自唐宋至近现代的发展脉络，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画家们如何将哲学思想、自然观察与个人情感融汇于笔墨之中，构建起独特而深邃的艺术体系。全书以严谨的学术视角和生动的艺术解读，带领读者领略中国画“写意”精神的精髓，探讨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传承与创新。 第一章：魏晋风骨与唐代气象——笔墨的初步确立 本章追溯了中国画的早期源流。从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理论，到陆探微的精妙笔法，我们看到中国画如何在继承古代壁画技法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对精神内在的关注。魏晋时期，山水画尚未完全独立，多附属于人物画，但其“遗貌取神”的理念已然萌芽。 进入唐代，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佛教艺术的兴盛，绘画领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山水画开始脱离人物画的束缚，逐渐成为独立的画科。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青绿山水”以其富丽堂皇的色彩和严谨的结构，展现了大唐盛世的恢弘气象。与此同时，吴道子则以其“吴带当风”的线条和“写实”的造型能力，奠定了中国画线描的基础地位。本章重点分析了唐代画家如何通过线条（如十八描）来表现物体的质感与生命力，以及界画在建筑描绘中展现出的高度精确性。 第二章：宋代的理性与抒情——写景与写意的分流 宋代是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其特点是高度的专业化和理论化。北宋，以范宽、郭熙为代表的巨匠，将山水画推向了写实主义的高峰。范宽《溪山行旅图》所展现的北方山脉的雄奇与厚重，体现了画家对自然整体的敬畏与把握。郭熙的“论画”则系统阐述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观画理论，将观看体验提升到生命感悟的层面。 南宋时期，随着政权的南移，艺术风格转向细腻与内敛。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家”。马远的“一角半边”构图和夏圭的“边角”取景，以极简的画面，营造出深远的意境，体现了文人画家在困顿中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本章着重对比了北宋的“全景式”描绘与南宋的“意境式”裁剪，阐释了这一时期院体画与新兴的文人画之间的张力与融合。 第三章：元代的文人画高歌——笔墨的自觉与士人精神 元代是中国文人画（士人画）彻底成熟的标志。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压制，大批士人选择“归隐山林”，将绘画作为寄托政治抱负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工具。 “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出现，标志着笔墨语言的彻底“主体化”。他们不再追求形似，而是将书法用笔完全融入绘画创作。黄公望的“皴法革新”，吴镇对墨法的探索，倪瓒的“折枝”与“枯寒”之气，以及王蒙对繁密层峦的构建，都体现了画家对“笔墨”本身价值的深度挖掘。本章详细分析了元四家如何利用枯湿浓淡的变化，表达“逸品”的清高与孤傲，以及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哲学理念（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自然）融入山水结构之中。 第四章：明清的技法繁衍与流派纷呈 明清两代，中国画在继承元代文人画的基础上，出现了技法和风格的极大分化。 明代前期，以“浙派”为代表的院体画仍保有宋代遗风，但很快被文人画的主流所吞噬。中期，以沈周、文徵明为核心的“吴门画派”继承了元四家的衣钵，将笔墨意趣发扬光大。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在此时期形成，虽然带有主观色彩，却深刻影响了后世对绘画史的梳理和对风格的判断。 晚明时期，以徐渭为代表的“写意花鸟画”异军突起，其狂放不羁的笔法和强烈的情感表达，预示了清代艺术的个人化倾向。 清代，画坛的焦点转向了对传统的“集古”与“创新”的辩论。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核心的正统派，强调“临摹古人，集其大成”，形成了高度程式化的笔墨范式。相对地，以石涛、八大山人为代表的“个匠派”，则以其强烈的颠覆性和创造力，展现了对僵化传统的反叛，石涛提出的“一画论”和“搜尽奇峰打草稿”，强调主体经验在艺术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第五章：近现代的转型与挑战——传统在现代语境下的重塑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绘画领域也受到了西方写实主义的冲击。本章探讨了中国画家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自“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岭南画派开始的革新，到齐白石、张大千等大师在笔墨语言上的开拓，无不体现了传统绘画在现代审美需求下的自我调适。齐白石以民间艺术和金石入画，拓展了文人画的题材与表现力；张大千则通过“泼墨泼彩”的创新，将中国画的意境美学推向了抽象表现的边缘。本章旨在说明，中国画并非一成不变的古董，而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吸收、消化、再生的生命体。其核心的“写意”精神，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得以延续和新的诠释，是本章的最终落脚点。 全书通过对不同时代风格的细致考察，旨在揭示中国画“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根本哲学，以及笔墨如何成为承载中国文人精神和时代情绪的独特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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