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百年前的1913年,一爿不起眼的小书店一一亚东图书馆在上海诞生。这是由馆主汪孟邹先生率领一班朋友与亲眷所办。这是一帮吃苦耐劳的“绩溪牛”。他们在陈独秀、胡适和章士钊等社会名流的帮助之下,在上海滩奋力拼搏,终于从艰难走向了辉煌,给当时的中国出版界输入了新鲜血液,使亚东图书馆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
然而,历史的长河是曲折的。可惜的是,1953年,亚东图书馆消失了。
本书为追述上海亚东图书馆历史之文章的合辑,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追踪篇。内容为:一、重读历史,永不忘怀。为本书概述,附有亚东图书馆同仁名录。二、亚东职员历史追踪。三、介绍对亚东帮助最大的三大名士(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与亚东的渊源。四、介绍与亚东关系密切的各界人士(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等)。五、介绍亚东的部分出版物。六、收录亚东版部分书籍广告词。第二部分为追思篇。内容为编著者和亚东职员后人撰写的文章,缅怀先贤,追忆历史,记述生动,感情真挚,有史料价值。
图书简介:跨越百年的知识殿堂——东亚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衰与变迁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东亚地区(尤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为核心区域)图书馆事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复杂演变历程。 它并非专注于某一特定机构的流水账式记录,而是将视野放宽至整个知识传播生态系统的重塑过程,探讨在政治动荡、文化冲突与技术革新的多重驱动下,图书馆如何从传统的藏书楼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中心,以及这一转型过程中所伴随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部分:旧制与冲击——传统藏书体系的瓦解与萌芽 (约 1840s – 1890s) 本书伊始,将详细描绘东亚传统社会中,以官学、私塾和宗族为依托的藏书文化图景。这些古老的藏书机构,无论是以皇家宫廷的典籍收藏(如清代的文渊阁),还是地方士绅的私人园林藏书(如江南的四大藏书楼),都具有鲜明的典藏目的和管理模式。它们强调的是“藏”而非“用”,维护着精英阶层的知识垄断。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洪流,这种封闭的体系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书籍的获取、分类和利用方式,受到了西方图书馆学理念的强烈影响。本部分将聚焦于早期“新式学堂”中出现的机构,它们模仿西方模式,引入了简单的借阅机制,标志着“为用而藏”思想的初步渗透。对早期翻译西书和引进西方目录体系(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初步接触)的考察,揭示了知识精英们在“师夷长技”思想指导下,对现代化知识基础设施的朦胧探索。 第二部分:革新与挣扎——近代国家图书馆的建立与理念冲突 (约 1890s – 1920s) 进入二十世纪初,伴随着民族觉醒和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图书馆被赋予了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本书将重点剖析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机构群体的诞生与发展。这不仅是建筑和组织结构上的模仿,更是意识形态的较量。 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对于“图书馆应该服务谁”、“知识应该如何传播”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一方主张效仿欧洲的大学图书馆模式,侧重学术研究的深度;另一方则大力倡导“平民教育”和“普及化”,试图通过图书馆将知识下放到更广大的民众手中。 本部分将详细考察几所关键机构的早期章程和馆藏策略。例如,它们如何处理和吸纳被视为“糟粕”的旧籍,如何平衡引进的西方新知与本土传统文献的关系。特别地,我们将探讨在政治革命前后,图书馆资产的保护、人员的更迭,以及知识界对图书馆作为“思想阵地”的争夺。借阅统计、读者分析的早期尝试,也反映出图书馆界试图用科学方法来衡量自身社会效能的努力。 第三部分:专业化与本土化——图书馆学的建立与区域差异 (约 1920s – 1940s) 随着政局的相对稳定(尽管冲突不断),图书馆事业开始走向专业化发展。本书将深入探讨图书馆教育体系的建立过程。系统的专业培训、期刊的创办(如《图书馆学季刊》等),标志着东亚图书馆界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行业规范。 此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两种主要模式的竞争与融合: 1. 学术研究型图书馆: 以大学图书馆为代表,它们在文献的系统采集、善本的保护、以及索引工具的编制上投入了巨大精力,力求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本书将分析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图书疏散和抢救工作,展现知识守护者的坚韧。 2. 公共服务型图书馆: 侧重于城市和社区的推广,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构建起适应普通市民阅读需求的藏书结构。如何利用巡回书车、设立流动阅报处,以及举办读者活动来吸引民众,是本部分关注的焦点。 此外,本书还将比较分析不同地理区域(如上海、北京、东京、汉城)图书馆发展的区域特色。例如,特定港口城市图书馆对多语种文献的收藏侧重,以及殖民地背景下图书馆在文化认同构建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第四部分:时代的终局——战争、重组与未来预示 (约 1940s – 1950s) 本书的收尾部分将聚焦于二十世纪中叶的剧烈动荡对图书馆事业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与结构性重塑。战争不仅造成了文献的物理性损毁,更导致了机构的解体、人员的分散和馆藏的流失。对战后清点、资产归还和重建工作的细致梳理,揭示了知识体系重建的艰巨性。 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图书馆的职能再次被重新定义。部分机构被合并或更名为国家级图书馆,其任务重心转向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国家核心文献的保存。而另一些机构则经历了彻底的意识形态改造。 总结与反思: 本书最终试图回答: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亚知识殿堂的转型,是成功的知识普及,还是被迫的文化断裂?通过对这一百年历史的考察,我们得以窥见现代知识基础设施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交织作用下艰难成型的,为理解当代东亚的知识结构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维度。本书力求以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呈现这一宏大叙事中个体机构的命运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