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藏语和汉语》（1931）、《诗经研究》（1932）、《汉语的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汉文典》（Grammata Serica，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40）、《汉语》（1949）、《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论》（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4）。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影响最大。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的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的汉字观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可爱论

高本汉肯定了“中国文字是一种很复杂的产品。”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自己独特文字的独特心理。“中国地方对于文字特别的敬爱，这种有时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象，不必西洋文字那样只是误区，所以对于中国文字的敬爱，更是增进。中国文字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中国文字常常很多因为艺术上的目的而写作。书法学是绘画术之母，而两者常有密切的关系，专门的书法家在中国常为一般所重视，正和第一流的画家一样。”

二、汉字原生论

高本汉本着深厚的汉学功底认为，“朴素的事实：中国的传说以文字的创设，在西元前第三千年的中叶；而一点也没有暗示着国外的来源。”因此，高本汉充满敬意地指出，“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远方的异族借得来的。”

三、汉字易学论

高本汉作为一个西洋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经验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说：“一个外国的成人，经过了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二千到三千的字数，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他的方法是：“为通常的目的而学习三四千年以来的楷体字，那并不是很繁难的工作，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单体字，（许多单纯的图像），就得这各种合体字（或论理的合体字，或音标的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所包含的分子，或者应用西洋的语言，来表明他们怎样的拼法。”于汉语语法，他虽没有下过音韵研究那样的苦功，却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语词，好像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的形式模样，集合拢来，构成功所谓语句。”

四、汉字认同论

在高本汉的时代，不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诞生，就是社会学里，“认同”这一概念也没有人研究过。然而，高本汉的汉字观里，却暗合了当代的“语言认同”理论。中国地方辽阔，方言差异巨大。高本汉在调查了三十几个中国方言点之后，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个大国里，各处地方都能彼此结合，是由于中国的文言，一种书写上的世界语，做了维系的工具，假使采取音标文字，那这种维系的能力就要催迫了。”高本汉指出了汉字在汉语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五、汉语汉字先进论

高本汉的汉语水平在西方汉学家里是首屈一指的。他认为：“中国语不但在应用的范围上，超过欧洲几种最通行的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从文化上的势力看来，也可以和这几种语言，互相媲美，立于同等的地位。欧西语言成为高等文明的传播工具，是近世几百年以内的事；至于中国有了四千年的文学”。“现在所讲的中国语是一种文明国家的语言，他在最早的时代有了丰富的词汇。”

六、汉语汉字适应论

高本汉认为：“中国口语和文言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尤其是文言的特性质，是一种用眼看得懂，而单用耳听不懂的语言，因此我们要说明一件奇异的事实，就是说，中国这种特别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绝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高本汉对汉字改革看法的出发点。高本汉还指出了废弃汉字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与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