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学界很重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战后三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这一方面的著作、文集和论述。这些已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律令和法律制度，而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此较单薄。西田太一郎博士打破这种局面，依据大量史料和法制实际，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唐朝的刑法，尤其是刑法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编著了《中国刑法史研究》一书。该书自一九七四年出版以后，很受日本法学界的重视。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该书原是作者一九六一年提交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法学博士学位论文。据西田太一郎博士自称，他写作的目的，乃在于探究中国古代的刑法、刑罚与儒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从汉武帝之后直到民国成立后的数年，即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想领域里都是儒家思想占据优势。儒教对于刑罚，以及刑罚的基础——刑法（即“律”），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所以他广泛深入地收集研究了从先秦至唐的历代律令及有关资料，并采集史书中的有关案例以及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关于法律的适用、改废方面的论述，尤其重视对唐律的分析，写成此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先秦儒家与刑罚”。相当于全书的绪论。作者认为春秋战旧时期，孔丘，孟轲主张德治和教化，一开始就说明儒家是轻视法律的。战国末的荀况也主张有德者的统治，他一方面强调礼是具有拘束力的规范，一方面又主张刑罚。苟况的弟子韩非、李斯，转换了他们老师的思想，成为法家思想家。

第二章，“法家思想的研究”。主要评述《韩非子》一书，认为韩非是综合了填到的“势”、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作者指出，韩非所强调的是权力，成力的“势”，此填到所说的地位、身分之“势”更有利于君主专制。强调法必须要使人民易知易守，君主易行，并且是君民共守的准则，是不能轻易变化的规矩准绳。主张君主应依法而治，否则便是惑乱之道。君主心中也应怀藏“驾驭群臣”的“术”，包括听众人之言以定是非和所谓“形名参同”，即根据臣下的言行，决定给予与官职相符的刑赏。作者认为，在法家看来，法律只能由君主制定，所以具有绝对的权威。它也和道家听说的“道”一样，是先天的、万事万物的根本原则。并且法家主张的“术”还包含有君主贵清静主无为的意思，因而存在着后来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合流的可能性。

第三章，“秦汉时代的政治原理”。共分三节：

一、秦和法家思想。认为秦王朝在始皇即位以前采取的就是法家政策，而秦统一六国后更为显著了。秦始皇死后，二世通过赵高又将法家政治推到了极端。

二、汉初的黄老思想。作者指出，汉高祖初入关中，便“约法三章。后因其“不足以御奸”，由肖何“■摭秦法”，作九章律。此后便按照“守而不失”的黄老思想的政治原理实行“无为”政治。黄老思想有二个特征，其一是清静无为主义；其二是主张君主与大臣“主无为”，而任用下级官吏处理政治实务，按照既定法制治理人民。作者认为黄老吸收了不少法家思想，如既主张天子无为又主张对臣下用“术”进行监督等。

三、汉初的儒家。从秦朝的博士谈起，论述了西汉之初直到汉武帝时儒家学者的势力、发展过程和概况。

第四章，“儒家的刑罚思想”。前半部分是作者对汉代儒家关于刑罚思想的考察。认为高祖时的陆贾提出了“文武并用”，刑罚与教化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文帝时的贾谊不仅“深明申韩”，并且很好地从礼法结合上论述了刑罚的作用。这样到汉武帝时，对儒学的复兴有卓越贡献的董仲舒、公孙弘等便提出了德礼和政刑都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崔仲舒强调德教是主要的政治手段，不应依靠刑罚来统治。但是又认为阴阳相辅，没有刑罚怍为辅助，德治就不能成功。后汉的大思想家崔寔、荀悦、仲长统、王符等，也都以法和教为“政之大经”。直到三国魏的高柔、晋代的袁宏也都是以此相继的。作者强调指出：原始儒宋是极端轻视刑罚的，武帝以后儒家公认刑罚已处于“辅德”的地位，而到后汉时更进而有了“德刑并用，天地之常道”的说法。刑罚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是不断升高的。

后半部书，作者着重论述了儒家对刑罚的基本原理的认识。

1．刑罚的目的。指出在这一方面有报应、预防、威吓、教育等等说法。

2．律令和经书。指出刑罚以儒家思想作为掩饰。儒家思想原则已经渗入到了律令之中。刑罚的具体运用也要服从经典的论述。

3．律令的统一。指出自肖何制定九章律后，汉律增加很多，变化很大。至武帝时，已达“文书盈于几阁，典者勿能编睹”的程度。所以，郑昌，梁统，陈庞等关于删定律命的上疏是必然的。后来又因注释家蜂拥而出，法律概念的混乱不一等等。魏、晋等朝都重新制定新律，并规定通行的注律书和统一法律名称，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的。

4．律的专门家。指出汉代以后因为刑罚重要性的加强，因而有研究的必要。出现了马融、郑玄等法律注释家，以及张汤、杜周、陈宠等世袭的法律家。这些人也都是当时著名的儒者。

5．儒教的刑罚根本原则。作者指出，儒教的经义指导法律，春秋断狱，这是儒家学者运用刑罚的根本思想。具体地说就是所谓“春秋之义，原心定律”。按照这种原则，不是根据犯罪的行为，而是考察犯罪的动机和心理，根据动机的善恶来确定有罪与否和刑的轻重。这与法家的刑罚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第五章，“复仇与刑罚”。作者从法制和经典这两方面进行了颇为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指出，复仇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也是受儒家早期经典所赞扬的。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礼记》）“君父之仇不报，非人臣人子”（《大羊传》）等等。甚至认为若君主虐杀其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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