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元好問資料彙编》中的資料開始輯集，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事，具體地說，已經整整四十六年了。在此以前的一年，我把我輯集的《陸游資料彙编》，送到了中華書局，中華書局決定採用（在我的稿子送去不久，時為北京第六中學教員、后來任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的齊治平先生，也送去了同題的稿子，中華書局於是把我們倆的稿子合為一编》，造就给我的學術活動，敞開了一條路徑。范成大是陸游的同時代人，我於是開始輯集范成大的資料。我又想到，金元大家元好問的資料不比陸游多，輯集起來，時間、精力都允許，容易出成果，於是開始做，但是重點放在范成大上。應該說，那還是試探性的。

促使我確定這個題目，有一個重要因素。那時，中華書局文學組副组長趙元珠同志，住在乎安里附近的四根柏胡同，離我的工作單位很近。她很喜歡陸游的作品，又特别好客，就這樣，我就成了她的座上常客。在中華書局工作的王仲聞先生，也常到她那裹去。他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次子，學識淵博，詩也寫得好。他說元好問的一些詩沉鬱頓挫，在陸游之上，有關元的资料，可以大力輯集，這就堅定了我的決心。

輯集資料，離不開圖書館。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所藏古籍，全國第一。王府井大街南口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古籍雖不及北京圖書館多，但明、清兩代的别集、方志的收藏卻很豐富，并以 此聞名。還有，北京圖書館一次只准提三種書，而科學院圖書館一次可以提五種甚至更多。科學院圖書館還有一個特點，那裹有一個寬敞的資料室，影印殘本《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做學問需要的工具書如字典、辭典、書目、索引等都開架公開陳列，讀者可以随時取閱。因為這樣，我到科學院圖書館的次數較前者多。

那個時候，大氣候對輯集资料有利。許多人都把寶貴的精力消耗在無止境的運動中，到圖書館看書的人少得可憐，偌大的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科學院圖書館资料室只有兩三個人，或一兩個人，真是針掉在地上也能聽得見。

現在想來，我十分幸運，我就是上面提到的兩三個人或一兩個人中的一個。見於本書的為數不少的资料，就是在這樣廣泛的、無邊無際的、毫不受約束的自由閱覽中得到的。如果是現在，有很多書都無法見到，即或見到，也要付出相當多的費用，我所說的幸運的意義，就在遣裹。

就是這樣，我這本《元好問資料彙编》引用的二百多種書，绝大部分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夕引绿的。在那個人們不敢進圖書館、不願進圖書館的特定年月，我卻悄悄地鑽了個空子，躲到圖書館，讀了很多書，而且不少是孤本、善本、珍本。我以此為基礎，先后编成了《范成大年譜》．(范成大佚著輯存》火宋詩紀事續補》數書，并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分别由齊魯書社、中華書局、北京大學出版社先后出版。剩下的主要就是遣部《元好問資料彙编》《還有一些零散的鱼巧文學資料》。『文革」以後，撥亂反正，萬象更新，我重新拾起舊的生涯，天天跑圖書館，在廣泛閱覽中，遇到有關元好問的资料，就急忙抄了下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終於得以成書。這部書記錄了我這幾十年的學術歲月，對於上面提到的特定歲月，更具有一種紀念意義。

本書所收资料，由金歷南宋、元、明至清末，按時代先後排列。元好問在文學創作上的貢獻以詩為主《包括詩的創作理論》，他在散文和詞方面的創作，亦為當代和後世所稱道。他致力於金代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立下了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業績。他的立身、行實，亦為當代和後代人所積極關注。本書所提供的以上各方面的资料，希望有助於對元好問文學創作和他的生平的深入研究。

清代為元好問撰编年譜者，其著者有三人，曰翁方綱、施國祁、凌廷堪，可見其影響之大。三家年譜行文簡潔，各有特色，實為研究元好問的重要资料，今亦收入本書。

我要就學苑出版社已故编輯郭强先生說幾句話。

郭强是一位極具敬業精神的出版工作者。

我們合作了三次。

一是由學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出版的我的《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在出版過程中，我住進了中日友好醫院。郭强幾次手提着學苑出版社特制的裝滿校樣的書袋，把校樣送给我，遇些天又取回去。此書出版後，受到學界的好評，中華書局出版的《書品》有這方面的專文。

二是二〇〇一年六月出版的《蘇轍年譜》。郭强堅持五校，我在二〇〇二年第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發表專文《談蘇轍年譜的编撰和出版》紀其事。《書品》二〇〇二年第一期有專評，認為該書资料翔實，論據充足，考證嚴謹，辯正細密。

三是今年七月出版的《宋代文史叢考》。郭强同志的工作極忙，而看校樣卻是那樣仔细，他提 的問題也十分深刻。今年四月，在看三校樣時，在電話中還談到了個别錯字。我原來以為他是在辦公室打電話，哪里知道，他是在醫院的病榻上，已經病得很重。他就是這樣，把心愛的出版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忘記了自己，叫人如何不感動。

更令人萬萬想不到的是，在《宋代文史叢考》出版后一個月，他以四十一歲的英年，永遠告别了他本來可以繼續大顯身手的多姿多彩的世界。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八日，他到四川成都開會，我和中華書局的劉尚榮先生到四川崇州參加陸游的一個紀念會，我們在眉山的三蘇祠相遇并住在一起。我提出了《元好問資料彙编》出版的事，他立即接受。今年二月，我到學苑出版社去，相約在《宋代文史叢考》出版後，就《元好問資料彙编》的出版，進行第四次合作。現在言猶在耳，而人已不在，不能不令人悲痛難忍。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本書的出版就是對郭强的紀念，我心中永遠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