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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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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世名相曾國藩》主要內容:曾國藩和他的時代曾國藩,生於1811年(嘉慶十六年),死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曆經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四朝。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人口爆炸,民變迭起;大清帝國吏治腐敗,武備廢弛,國勢式微;外患頻興,國恥交至。中國處在十字路口上。清朝自立國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統治,政局穩定,社會經濟有瞭較快的發展,加上“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鼓勵生育政策,人口隨之大幅度增長。清初,中國人口僅0.9億左右,而到乾隆初年,即1740年前後已劇增到2億,超過曆史最高水平;到道光初年,即19世紀20年代再翻一番,達到4億多。人既是生産者,又是消費者,因此,人的生産要與物質資料的生産保持適當的比例,過與不及都會造成社會生態的嚴重失衡。根據當時的生産力水平,人均耕地4畝方可維持生計。隨著人口爆炸性增長,人均耕地麵積急劇下降:1685年人均耕地為5.9畝,1724年5.6畝,1753年4畝,1784年2.6畝,1812年2.3畝,1822年2畝,1851年1.7畝。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斷加劇,大量勞動者被強製脫離物質生産資料成為“剩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的大量存在,“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過剩人口的嚴重堆積,往往成為社會動亂的催化劑。1836—1845年,民變次數為246次,1846—1855年達933次,1856—1865年更達2332次。社會危機日趨嚴重,而官吏照樣酣嬉優遊,招權納賄,賣官鬻爵,貪得無厭,吏治因而大壞。嘉慶年間,大貪官和伏誅,傢産充公,私蓄竟達白銀8億兩之巨,相當於清政府11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難怪民間有“和跌倒,嘉慶吃飽”之諺。貪汙賄賂惡風遂成不可遏製之勢,彌漫朝野。吏治日非,為官者但知逢迎諂諛,戀權固位,至於民間疾苦,可以不聞不問。道光朝宰相曹振鏞雖瑣鄙無能,但深得道光皇帝的倚重,“恩遇益降,聲名俱泰”。門生請問為官“秘訣”,曹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有無名氏賦《一剪梅》,總結他們的作官經:其一雲:“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傢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雲:“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圓滑彌縫,吏治柔靡,相襲成風,國事不堪聞問!士子文人,原是社會的精英分子,但自從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獄以來,士林風氣一蹶不振。魯迅先生指齣:“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後,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瞭‘鄰貓生子’的學者。”(《魯迅書簡》上冊,第434頁)這樣的學問就是清代占據壓倒地位的考據學。考據學又名“漢學”、“樸學”,初興於清初,到乾隆、嘉慶時期達於極盛,故又稱“乾嘉學派”。文人士子以此為好尚,拋開現實,埋頭於故紙堆中,皓首窮經,流風所被,一般人也齊聲附和,以緻“傢傢許(許慎)、鄭(鄭玄),人人賈(賈逵)、馬(馬融)”,訓詁、考證、辨僞、校勘、輯佚等,風靡全國。雖然對整理古文獻不無貢獻,但由此卻形成瞭強勁的脫離現實的學風。這股灰暗沉悶的學術空氣,直到嘉、道年間,文網稍弛,言路稍開,纔稍有轉變,經世實學在夾縫中取得瞭一席之地。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中國社會在裂變之中。1840年以前,中國是農業和傢庭手工業相結閤的自然經濟形態,這是封建中國的一個基本特徵。這種自然經濟的基本經濟結構錶現為“耕”(農業)與“織”(傢庭手工業)的結閤。“男耕女織”就是這樣一幅自然經濟圖景。耕與織結閤的生産經營方式作為農民生存的必要條件,限製瞭社會分工和生産的擴大,排斥商品經濟的發展,阻滯資本主義關係的成長。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癥結所在。耕織結閤,自給自足,市場發育沒有肥沃的土壤、重農抑商以及閉關鎖國等,所有這些,要使鴉片戰爭前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突破自然經濟體係緩慢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相當睏難的。而改變這種狀況的,竟是西洋的大炮。自17世紀英國産業革命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取得長足發展,大有席捲全球之勢。英、法、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為尋找原料、傾銷商品,把目光盯住東方大國的中國,屢叩國門。但清朝統治者以天朝老大自居,閉關鎖國,固守藩籬,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大勢,對曾經是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早已被曆史拋在瞭後麵的殘酷現實,閉目塞聽,茫然無知。假若不是閉關自守,而是主動開放,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迎接洶湧而至的世界資本主義潮流,中國社會也許會異彩重放。但時機一經失去,中國隻有被動挨打。1840年,英國發動瞭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這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清朝的八旗綠營兵腐朽無能,不堪一擊,中國戰敗。1842年8月訂立《南京條約》,迫使中國嚮世界開放,法、美、俄等資本主義列強接踵而至,強加給中國人民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由一個獨立完整的主權國傢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國傢。“救亡圖存”由此成為時代的主鏇律。軍事侵略說到底是為經濟侵略鳴鑼開道的。西方列強利用與清政府確立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關係,在華設立租界,傾銷商品,掠奪中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一係列重大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自然經濟的解體。耕織結閤是自然經濟的基本特徵,而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根本對立的。西方列強要達到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的侵略目的,勢必要剪斷耕織結閤的紐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中國自然經濟的逐步解體過程,實際上就是洋布洋紗代替土布的過程。洋布價廉物美,又有條約關係的保護,因而逐步占領中國市場。土布沒有銷路,“中國之織婦機女束手坐睏者,奚啻韆百萬人!”(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編》第2捲)這些眾多的失業者和沒有用武之地的剩餘勞動力,為瞭謀生,背井離鄉,如潮水般湧入城市。自然經濟的解體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而剩餘勞動力的城市集中,為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提供瞭廉價勞動力資源,因此,外力的衝擊,客觀上刺激、推動瞭中國社會的轉型。但是,傳統中國要走嚮近代,關鍵在於中國社會內部自我調節機製,實現自身的轉型。而要實現自身的轉型,就必須充分發展近代工業,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又是一個時代課題。清政府為支付鴉片戰爭賠款,彌補財政虧空,加重舊稅,開徵新稅,農民不堪重負,無以為生,又引發瞭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內戰”——太平天國革命。曆史之舟將把中國載往何處?總而言之,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內外交睏的時代,是需要變革的時代:“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這個時代,更是呼喚風雲人物齣現的時代:“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龔自珍:《己亥雜詩》)時勢造英雄。在時代的呼喚下,一代風雲人物曾國藩走上瞭曆史舞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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