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关心中古医学史的研究者而言,孙思邈都是“房间中的大象”,他的传记和著作构成了理解这个时代医学知识和医者身分的基本要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古医学史几乎就是“孙思邈的时代”。虽然孙思邈大医和隐逸的双重面孔使得他和关于他的医学史叙述总是与这个时代保持着距离。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中古医学史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既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墓志中呈现的医学家族、出土文书中保留的医学文本,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同时代的其他医者和医学著作;也是因为新方法的推动:当研究者尝试将宗教、性别、代际、地域、城市、中外文化的互动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纳入到中国医学史的叙述的同时,这些因素也在改变着中国医学史对研究对象的身分认定。医学史中不再只有重要的医者和医书的作者,与医学相关的历史人物身分复杂起来,他/她们是医生或病人、男性或女性、长者或孩童、作者或读者,他们有不同的甚至是杂糅的宗教信仰。从表面上,孙思邈在这些“新”的历史叙事中引退,但是他的传记和著作却依然被不断征引,即使只是作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对照或者脚注。这种叙事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身分问题”,它既是对历史中知识身分的判断,也是医学史写作者的身分与写作对象的关系。
本书试图回到“孙思邈的时代”,观察他和同时代与医学相关的人们,并追问医学何以成为身分,这意味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史中的知识如何构成了一种身分叙事的基础;二是,有关身分的社会文化结构又如何成为一种认知表象,并在知识表述的每个层面中展开。而这个追问的过程,会遭遇医学史写作的“错位”,以及现代学术对中国古代知识理解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种种概念和范畴“错位”。本书试图在叙事的语境之中,尝试找到一种叙事的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这种努力并非试图修正所有的“错位”或者重建整体性的解释,而是试图在种种的裂隙和德性的争论之间找到一种重现身分叙事连续性的可能。于是,本书穿行于“孙思邈的时代”的身分叙事、文本运作和感官之知之间,尝试理解孙思邈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面对生命史中的变动与危机时,医学知识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应的方式当然是个体性的,但是当他们尝试以医学知识应对和理解生活中面对的种种权力和危机时(这种应对可能是凭借自身的书写、阅读方式,也可以是身体),也就是他们将自身的叙事与知识相融合或者冲突的时候,这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将对知识的历史性理解转化成为解读他们叙事的一个路径,而这意味着,一种用知识讲故事的可能性。不过,书名并不是《孙思邈的时代》,因为故事并不全都是关于他的。
陈昊,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的教学和研究围绕着中国6-13世纪的知识史和文化史展开,关心的主要议题包括身分叙事与历史知识论、知识的物质载体(写本和印本文化)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历史中的身体感官与情感表达、社会沉默、创伤与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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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看似是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实则蕴含着一种深沉的“方法论的焦虑”。它在追问,当我们试图用最抽象、最普遍的知识模型去解释最具体、最独特的生命事件时,我们付出了何种代价?我猜测,作者在论述中必然涉及到了医学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例如从整体医学到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医者之意”的侵蚀作用。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它如何将“叙事”本身视为一种治疗性干预。一个好的故事,如何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疾病进程?这不是安慰剂效应那么简单,而是关于如何通过重塑自我认知和意义结构,来激发内在的修复力量。如果“身分叙事”能够被有效地整合进“知识表述”的框架内,那么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它要求医生具备极高的共情能力和诠释能力,能够从患者的碎片化表达中,重建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图景。这本著作,无疑是在呼唤一种更全面、更具人文关怀的“新医学观”,它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何谓“有效治疗”。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其强烈的对话性和思辨性,它似乎不是在提供答案,而是在提出一套极其精准的问题清单。那种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消解态度,尤其吸引我——知识的客观性与叙事的片面性,科学的精确性与人文的模糊性,作者似乎力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共振,而非妥协。我推测,作者可能大量引用了现象学或诠释学的理论资源,以便能够深入挖掘出“意义”是如何在医患互动中被创造和协商出来的。我尤其对“身分叙事”在诊断过程中的作用感到好奇。我们都知道,患者的“病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她自我构建的叙事,这个叙事如何被医生听见、采信,甚至被反过来重塑?这不仅仅是沟通技巧的问题,更是本体论层面的交锋。如果这本书能细致地剖析这些动态过程,展示出“医者之意”是如何在倾听和介入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那么它就超越了单纯的理论探讨,直接触及了临床实践的核心困境。这是一种对知识权威的温柔挑战,要求我们将目光从纯粹的病理转向鲜活的生命。
评分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的体量和密度让人感到既兴奋又略微有些喘不过气来。它的结构似乎是层层递进的,从宏观的哲学思辨,逐步下沉到具体的临床情境中去,试图打磨出一种“医学本体论”的雏形。我注意到它在引入“表述”这个词时,采取了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它不是简单地将知识视为对现实的镜像复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一种权力运作的结果。这立刻将我们带入了后结构主义的辩论场域。我特别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医者之意”的边界的?这种“意”,是出于救死扶伤的纯粹职业道德,还是包含了更深层的、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一套清晰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辨识出,在那些看似中立的医疗报告和临床指南背后,隐藏着何种关于健康、疾病、正常与否的预设,那么它的贡献将是革命性的。我设想,它可能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我们习以为常的医疗叙事,暴露出其下脆弱而复杂的权力结构。对于那些试图在学术研究和一线实践中寻找平衡点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即便路途崎岖,也值得我们一步步去丈量。
评分这本厚重的著作,光是书名就让人忍不住驻足沉思。「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它似乎在试图搭建一座桥梁,连接的是个体生命经验的深度叙事,与那种抽离、客观的科学认知体系。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扉页,期待着作者如何巧妙地在两者之间斡旋。想象一下,一个医生,他不仅掌握了冰冷的诊断数据和教科书上的病理机制,更承载着面对病患时那种复杂的人性考量、伦理困境,以及他自身职业生涯中积累下来的那些无法量化的“直觉”和“关怀”。这本书的潜力在于,它能揭示出,真正的医学实践,绝非仅仅是知识的简单应用,而是一种深刻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在场”,一种在知识的界限内,却又超越知识的行动。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处理“身分”这个概念的,它指的是医者的身分,还是患者的身分,抑或是两者交织后形成的那种独特的、治疗关系中的“第三身分”?如果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如何在标准化的医疗流程中,依然能珍视和容纳个体叙事的独特价值,那么它无疑将为现代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一块坚实的基石。我期待看到那些充满张力的案例分析,它们如何证明了,没有了叙事的温度,知识的精确性也终究是残缺不全的。
评分从文风上来看,我感觉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古典的严谨和现代的锐利,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它似乎不满足于停留在对医学伦理的泛泛而谈,而是深入到符号、语言和隐喻层面,去考察“疾病”是如何通过语言被建构为一种社会现实的。例如,探讨“症状”的陈述,是如何从一种主观的痛苦体验,被转化为一种可以被知识系统所编码、分类和治疗的对象。我特别期待书中关于“知识表述”的批判性分析。在海量的数据和精准的影像技术面前,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理解“人”的整体性能力?“医者之意”在这种技术浪潮下,是否正被稀释成一种技术操作的精准度?如果作者能巧妙地论证,只有当医生坚守住叙事的领地,尊重个体经验的不可替代性时,知识表述才能真正回归到服务于人的本质,那么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抵御技术至上主义的有力武器。它不只是一本写给医学院学生的书,更像是一部献给所有在知识与人性间挣扎的现代人的思想指南。
评分理论涉及广泛,征引广博。 读来不求甚解,孙思邈一篇有趣。 “文本·权威·流动”一部分启发很大。 我理解的是整本书的主题与医学史中的文本书写有关,通过几个专题及个案的探讨医学史的书写。个人感觉如果不看关于医学史的部分,单纯看方法和角度,也很有启发。
评分我一直以为,陈昊的研究是具有美感的,无论是切入视角,抑或思考方式。如果以往对知识表述的关切在于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情境如何塑造,那么作者的意图则在于讨论此种表述的具体方式及其与社会情境诸要素之间的张力。所谓的知识、书籍、秩序、身分等诸要素与表述之间的冲突与纠葛。导论以“医者,意也”在心手、言意之间等多种层面的拆分讨论展开,叙述医学史写作范式的形成。第一部分以“博览”与“钞/写”形态的医学知识为叙述背景,论及医学家族的身分选择与孙思邈“山林”与“大医”形象的张力。第二部分以文本为中心,具体讨论了官修医书的撰者意义及权威边界与文本流动塑造的知识新权威的形成。第三部分叙述药音的争议与味的流变以及五脏与经脉的文本权威对阅读身体的塑造。尾声重又强调作者希望将知识的历史表述转化为解读其身份叙事的入口与路径。
评分私以为中古史不论学者还是读者风气上都有种“只许烧砖,不许建屋”的迂腐倾向,即但凡涉及新思想就会有以论代史、理论先行云云的非议,似乎只有考据才是铭世的正途。固然现在套用理论的泛泛之作很多,但新史学也好考据也罢判断好坏的依据不应该还是材料与论结合的程度。就这本书而言,有些部分结合的很紧密,有些部分确实很虚。再者,就像近来学人考察文本形成的过程一样,学术文本的形成也经常是先有考据再有理论——写着写着发现与某种理论自然而然得趋近。读古书需要理解之同情,读学术文本也是。从细节来看作者绝非没有做好考据的能力与基础,仅仅因为文本中涉及新思想就进行贴标签式的批评,恐怕失于肤浅……
评分私以为中古史不论学者还是读者风气上都有种“只许烧砖,不许建屋”的迂腐倾向,即但凡涉及新思想就会有以论代史、理论先行云云的非议,似乎只有考据才是铭世的正途。固然现在套用理论的泛泛之作很多,但新史学也好考据也罢判断好坏的依据不应该还是材料与论结合的程度。就这本书而言,有些部分结合的很紧密,有些部分确实很虚。再者,就像近来学人考察文本形成的过程一样,学术文本的形成也经常是先有考据再有理论——写着写着发现与某种理论自然而然得趋近。读古书需要理解之同情,读学术文本也是。从细节来看作者绝非没有做好考据的能力与基础,仅仅因为文本中涉及新思想就进行贴标签式的批评,恐怕失于肤浅……
评分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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