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http://www.douban.com/group/Pan_Wei/)

针对30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在2007年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

盘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大体上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视角。在精神文明的范畴里。价值观变迁显然是个核心话题。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下半期。价值观的“混乱”或者“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整合社会关系，阻止其恶化和分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针对30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此书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编辑而成，整体地体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学者们在价值观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颇具思想性和启发性。

文摘

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l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断地得到新的解决。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人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邓小平理

于是，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在物质生产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之后，“发展”、“改革”、“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一度被视作天经地义，拥有社会共识的词汇丧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一个潜在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了。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1)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单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人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折连在一起。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力真空留给黑社会和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抗性质。于是，“发展”和“改革”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发展”依然是目标，但“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当性，但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对象。于是，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换言之，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危险是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因素。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济市场化。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谁坚持“实事求是”，不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同声高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之类的空洞ISl号，就给谁扣上“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帽子。这大帽子背后的诉求很简单，很明确，就是进ISl多党竞争的选举政治，就是拆掉现有的党政体制，直把北京变台北，拆了故宫建白宫。信仰‘‘普世价值”与当年信仰我国体制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毫无二致；有些支持者甚至还重复了类似当年“就是好，就是好”的“不言自明”。为什么这种似曾相识，被当年知识界严厉批评为“强词夺理”或者“蒙昧主义”的论证方式能回归?自冷战以来，核心价值观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逐渐成为生存方式的图腾，阵营间对抗的利器，乃至民族兴衰的原因。换言之，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被从本国的基本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斗争的战场，成了撬动基本社会关系的杠杆。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论思想解放的标 志。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整体观、(5)政治观、(6)国族观、(7)世界观。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通常不足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 “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灵里的普世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尽管我国前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惊天地、动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