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以鄂东A村为个案》通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来透视中国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状况。这个村庄就是湖北省黄冈市A村。
本研究考察了A村一百余年的历史，并把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由于本研究是用微观方法研究意识形态的尝试，也是把农民意识形态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同时也是一次单独研究中国某一群体意识形态的尝试，因此本研究运用了"合作社模式"的民族志"深描"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笔者有较为充分的把握作出这样的假设：在农民意识形态变迁过程中，国家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既是一种建构过程，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农民主体地位在变迁过程中从空场中出场。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范式：农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迁与统治阶级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型塑和传播是统治阶级或国家进行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型塑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型塑者为了获取被型塑者的思想控制权与行动控制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作为单个个体的人都是多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人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man is an ideological animal by nature）"。人一出生就处于多种意识形态的缠绕中，如此一来，被型塑者往往也会遵循先人为主的规则，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先赋性图式或后发性预期来决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取舍。由于作为型塑者的统治阶级或国家与被型塑者之间的认同往往不会很快形成，因而作为型塑者的统治阶级或国家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协助传播和输出。从历史上看，统治阶级或国家型塑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采用两种推动变式：一种是强迫性推动，另一种是诱致性推动。所谓强迫性推动是在被型塑者无选择、不情愿的情况下的推动；所谓诱致性推动是在被型塑者有一定选择情况下的推动。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主要采用三种方式：阻抗性接受，适应性接受，迟滞性接受。
在论证过程中，有一个大前提是不须证验的：统治阶级或国家所型塑和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变迁。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变迁究竟会不会引起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一个需要证实或证伪的关键问题。由于意识形态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它一般深藏在行动者的内心深处，因此，这就给我的证实或证伪过程带来极大困难，这也使本研究成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这里，笔者就引进了一个新的变量来帮助证实或证伪：持续的共同行动。如果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那么，就可以对本研究的中心假设进行证实。如果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只有一种路径依赖，那么就说明农民的持续的共同行动与变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对应关系，从而就可证伪本研究的中心假设。
对于两个附加假设的证实或证伪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第一个附加假设是与中心假设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中心假设能证实，也就能证实第一个附加假设；对中心假设能证伪，也就能证伪第一个附加假设。对于第二个附加假设的证实或证伪，笔者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以陈独秀的一个著名论断为预设前提。陈独秀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无主体性的，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人的主体性是空场的。要证实或证伪第二个附加假设，就要看农民群体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没有与国家或地方在利益的分割上形成过博弈的关系？如果有，那么就可以证实本研究的第二个附加假设；如果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博弈关系，那么就只能证伪第二个附加假设。
通过考察，本文证实了上述的三个假设：第一，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变迁；第二，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一种解构与建构并置的变迁；第三，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是农民的主体自我由空场到出场的过程。同时还讨论了农民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和转型期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最后还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还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且多以宏观视角围绕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而从微观或站在某一社会阶层角度对群体意识形态进行切片剖析到目前为止尚无先例。如此一来，对中国农民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就成为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课题。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Abstract
导论
一、什么是农民意识形态
二、为什么要研究农民意识形态
三、目前学界就意识形态问题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现状
四、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五、研究样本及文献资料说明
六、研究的结构安排
七、研究的意义
I 原点状况考察
一、农民意识形态的源初状况考察
（一）家族意识
（二）宗族意识
（三）共同体意识
二、农民经济地位状况考察
（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
（二）地主土地所有制
（三）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四）农民经济地位的从属性
三、封建国家向村庄输出主流意识形态
（一）封建国家借助御用工具制造、诠释、贩卖和辩护其主流意识形态
（二）封建统治者借助器物统治手段协助输出与传播其主流意识形态
四、宗教文化、崇拜文化对民间的影响
（一）宗教文化对民间的影响
（二）崇拜文化对民间的影响
五、小结：原点状况的特点
（一）主体自我空场性
（二）臣属性
（三）矛盾性
Ⅱ 第一次变迁
一、传统制度被颠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输入
（一）土改
（二）镇压反革命
二、村庄生活的全面社会化
（一）合作化运动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三）农村中的“反右”
三、主流意识形态开始走向极端化
（一）“四清”运动
（二）“文化大革命”
（三）农业学大寨：泛政治化的农业生产运动
（四）A村农民的一些相关思考
四、“两个凡是”固守“极端化”地盘
五、小结：第一次变迁后的特点
（一）皇权崇拜解构，新的个人崇拜被建构
（二）小共同体意识解构，集体主义意识被建构
（三）等级意识解构，阶级斗争意识被建构
Ⅲ 第二次变迁
一、转型期国家的变革
（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
（二）国家向村庄输出新主流意识形态
二、个体主义在村庄勃兴
（一）村庄经济利益的分割格局
（二）村庄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超强制”执行
（四）宗族共同体重新浮出水面
三、青年农民生活的“私人化”
（一）老刘的感言
（二）青年农民的个性化趋势
四、小结：第二次变迁中的特点
（一）农民的主体自我开始出场
（二）农民逐渐崇尚个体中心主义
（三）农民思想观念呈多样性趋势
Ⅳ 总结讨论建议
一、总结
（一）国家主导了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
（二）A村农民意识形态的变迁是解构与建构并置的变迁
（三）A村农民的主体自我从空场中出场
二、讨论
（一）主流意识形态与农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转型期的关系
三、建议
（一）主流意识形态在品格上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二）国家或执政党在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应更多地采用诱致性推动方式
（三）国家或执政党应重塑新集体主义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英文部分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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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行文风格，简直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缓缓跟你讲述他一辈子的见闻与感悟，语速不疾不徐，但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耐人寻味。我尤其被其中关于“集体记忆的重塑与遗忘”这一部分的论述所震撼。它没有简单地将意识形态的转变视为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而是将其描绘成一个充满拉扯、矛盾和断裂的动态场域。比如，作者如何细致地比对了不同年代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官方叙事与民间传说的差异，那种错位感让人脊背发凉。它揭示了一个深层悖论：当一种新的主流话语占据上风时，旧有的生活经验是如何被有意无意地“漂白”或“边缘化”的。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很有匠心，章节之间的过渡并非是生硬的逻辑推导，而更像是四季的更迭，带着一种自然的、不可抗拒的韵律感。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历史”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敬畏，它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既定事实，而是活在人们的代际传承与日常纠葛中的活物。它迫使我反思，我们今天所深信不疑的许多观念，其根源究竟扎在了何处，又被哪些声音所覆盖。
评分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的体量和内容的密度非常高，需要一定的耐心和背景知识储备，但回报是巨大的。它提供的视角是如此的独特和深刻，以至于它打破了我之前对“农民”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作者成功地将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分析工具融为一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主体性建构”的持续追踪，即农民如何在被动接受外部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的再解释和适应，甚至是悄然的反抗。书中对不同代际间精神世界的巨大鸿沟的描写，令人唏嘘不已，它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代际间理解障碍是如何产生的。读到最后，我感觉自己像是完成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学术攀登，虽然过程有些吃力，但站在山顶俯瞰，视野豁然开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背后深层心理动力的分析工具，远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回顾，更像是一部关于“观念如何形成和瓦解”的教科书。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初看之下，颇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那种深沉的墨绿色调，像是要把人拉回到那片广袤土地的烟尘之中。我其实对那种宏大的社会史题材有点敬而远之，总担心会读得过于枯燥，充斥着拗口的理论术语。然而，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却出乎意料地接地气。它没有一上来就抛出复杂的概念，而是巧妙地从一些微观的、极具生活气息的片段切入，比如某个村庄里关于“土地神”的信仰变化，或者在集体化时期，家庭手艺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消逝。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似乎能捕捉到那些隐藏在日常劳作和朴素话语背后的深层心理结构。我特别欣赏其中对于“‘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模糊”这一点的探讨，那种夹杂着对外部世界既渴望又警惕的复杂情愫，描绘得入木三分。读到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那种既兴奋又迷茫的状态时，我仿佛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泥土和汗水的味道，这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部浓缩了时代悲欢离合的口述史诗。它成功地将宏大的意识形态变迁，锚定在了无数普通人的具体经验之上，使得原本抽象的议题变得有血有肉，引人深思。
评分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抱着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阅读这本书的，毕竟涉及到“意识形态”这种宏大叙事，很容易陷入过度解读或主观代入的陷阱。但这本书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冷峻的客观性，着实让我收起了预设的立场。作者的功力体现在他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政治文件、政策文本与田野调查的鲜活案例之间，不偏不倚地展现出两者之间的张力。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现代性焦虑”那一章，它将中国农民在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那种从对土地依恋到对“进步”的盲目追逐，再到最终的身份迷失，描绘得极其精准。这哪里是简单的“觉醒”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分明是一场深刻的、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挣扎。全书的论证过程如同抽丝剥茧，逻辑链条严密到让人几乎无法找到反驳的空隙，但同时，它又保持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没有将农民形象符号化或工具化，而是始终将其视为拥有复杂内心世界的个体。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理解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颇有一种老派学者的风范，用词考究，句式结构复杂而富有节奏感，读起来需要全神贯注，但一旦跟上了作者的节奏，那种智力上的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处理一些敏感或具有争议性的历史节点时，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克制与平衡。比如，在讨论特定历史时期农民对政策的接受与抵制时，作者没有使用任何带有价值判断的词汇，而是通过详尽的文献梳理和多方佐证，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理解框架。我特别喜欢它对“符号权力”的剖析，即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仪式、口号和视觉符号渗透到最基层的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对微观权力运作机制的洞察，比单纯的宏大叙事要有力量得多。这本书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显微镜，将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底层的心灵地图，一丝不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你不得不承认，历史的演进远比教科书上描绘的要曲折、晦暗和充满着内在的张力。它不是一本读起来轻松的书，但绝对是一本值得反复咀嚼的案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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