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立中

作家、樂評家。四歲學習鋼琴，復從謝中平教授學習小提琴。十歲入林福裕領導之台北兒童合唱團，十六歲入李子深領導之附中管弦樂團，十七歲開始從事古典音樂論述，旋及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樂評人之一。受過文學、新聞採訪以及古典音樂三重專業訓練，二十年間台灣古典音樂評論多受其影響，論理建構、文風布局更被廣為模仿。曾應台視新聞、中視新聞、公共電視之邀進行講評，應《中時》、《民生》、《聯合》、《自由》、《蘋果》各報邀請發表重大演出評論，應邀與程抱一、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高行健《八月雪》、林懷民《托絲卡》合作。為EMI製作法國國寶、花腔女高音Mesple專輯。台灣首位赴歐專訪各大音樂名家之樂評家，作品被譯為英、法、日文公開發表，樂評成就並獲多家國際媒體頭條報導，曾專訪B.Nilsson、Dame. Schwarzkopf、Vishnevskaya、Fournet等樂史傳奇。專著多部曾獲五四文藝獎章。

那注視裡，還是有對這世界難言的戀慕。（張愛玲語）

上海的流光紛彩，使得最殘酷世俗與翩躚夢想，聚集於此。作者探查張愛玲與白先勇創作身世，找尋尚未出土的關聯祕密：《紅樓夢》，《牡丹亭》，新感覺派，歌姬傳奇，風塵俠女，政治界左傾或自由人士，娛樂圈電影明星，文壇及學界巨擘……錯落時間、參差遇合，最終時代的文明匯聚落在了兩人身上，造就歷史上最燦亮引人的中文小說文本。於是，回到原初的上海，作者將帶你走過這一路的迷麗繁華。

1920年，張愛玲生於上海麥根路，從此和這個城市結下不解之緣。

她曾經志在四方，然而太平洋戰爭打斷了其留學之路，終究從上海開始發光發熱。她筆下的遠東第一都會，是萬丈紅塵中隱隱含光的不夜城，有城開不夜的霞光燦爛，也有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淒美。

從〈金鎖記〉、〈傾城之戀〉、〈色，戒〉、〈年輕的時候〉、〈赤地之戀〉、〈心經〉到《半生緣》；在時代和戰亂的夾縫中，她以犀利淒豔的筆觸，透視社會、兩性、教育、階級，而又不斷地展示那參差對照的上海風華，在今天已被視為驚天動地的奇蹟。她窮究生命悸動的經驗，以登峰造極的說書本領，為時代傾瀉的一代繁華作見證。

如果說張愛玲在李鴻章、張佩綸的顯赫家世中傳揚源遠流長的真真假假，在騷亂中澱沉古老的東方神祕；那麼白先勇就在家國與民族的離亂間傾訴著歷史的興衰，追溯金碧輝煌的起源。

1946年，白先勇移居上海多倫路，初探這個大千世界。白先勇和上海，邂逅在生命初始的懵懂清明，繼而繁衍成繁花盛景，在翻地覆地的改朝換代中，上海，宛若註定的讖語，成為他永遠的文學印記。

金大班、尹雪豔、李彤、吳鐘英、朱燄這些浮華男女，在衣香鬢影中變換貪嗔癡怨的心計，在珠翠環繞間流轉著情場上的愛恨離仇，全都是時代幽魂魅影城國的風景。上海和白先勇，血肉相連，流雲變幻而始終深情如一。

上海沐浴在繁華的陰影中，金碧輝煌不斷逝去又不斷風生水起，形成一幅時間凍結的地圖。上海神話在時間的黑洞中漂浮，成為華文文學一脈相傳的血緣，幽隱的身世，卻也在時空更迭中變成難以理解的謎語。

台北的文藝青年符立中，是穿越時空的大祭司，屹立在時光長河的斑斕神龕前，不斷召喚遠古的豐美之地。符立中以青春的凝視，在新舊交替間橫空出世，在鐘鼓齊鳴中施展廟堂之舞，勇闖層層通關密語，直搗祕密的底層，那幽靡花香氤氳之境。

對於神話時代的上海，張愛玲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各種畸形產物的交流……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白先勇說：抗戰勝利後到上海去，歌舞昇平、十里洋場，完全是另一個花花世界。上海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這種新鮮變成一種永遠的鄉愁。

老上海的丰采的確一度消沉黯淡，且不論原本就已疾遽陳腐、掏空生命力的墮落；三反、五反，乃至文化大革命，更讓老上海面臨驚天動地的變局。但是在海外，上海的風華、上海的派頭仍然藉由李麗華，藉由陶秦、樂蒂、徐訏、張愛玲傳揚源遠流長的風景。

那種以傳奇和奢華為原料所打造出來的華美悲涼，是上海令人永難忘懷的印記。全中國經濟大權的淪落造就了上海，亂世的悲歡離合成就了上海，直到今天張愛玲、穆時英、錢鍾書和白先勇依然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小說家，上海歌樂尤其是華文世界不可磨滅的精神資產：從將金大班、尹雪豔搬演得活色生香的白先勇，到九○年代的王家衛與王安憶，真正的行家從來不會忘了這些歌。

物質世界的真實感和誘惑力，激發她那充滿光暈的文筆。在城市之光，華藻紛披，色香迷魂中，編寫女性在脂粉市場的歷劫輪迴，令讀者沉迷城市速率的感官之餘，產生對市儈的鄙夷。亂世→尋求安身立命保障→物質文明的嚮往→城市畸形繁榮乃至扭曲的人性關係，統統肇因於畸零的政治生態。

儘管走過親日、左傾、反共這一路爭議歷程，我想張愛玲是兩岸三地寫情的第一把能手，應該仍無疑議。那正因她洞察種種愛戀糾葛、乃至兩性的資源不公，背後隱含著根本性的社會問題；而要探討張愛玲所呈現的深層結構，不論及政治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平肇因於現實架構的殘缺，而改變現況的方式，提出自己主張是最基本的態度。半出於天性、半出於經濟窘困以及女子自立等早年的悲慘遭遇，張愛玲變成一個實用主義者，使她比同時代作家更能超越口號教條，真切體察到實際的民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