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珠（Lucille Chia），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美国纽约大学化学博士（1976）、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1996）。主要研究中华帝国后期书籍文化史、东南亚华人史等。本书是她的代表作，英文版于200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邱葵，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

邹秀英，美国克莱蒙特·麦克纳学院。

刘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柳颖，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李国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

中译本前言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印刷史和书籍文化研究的很多方面，中国、其他东亚地区及西方的学者都做出了贡献。面对如此丰富的成果，人们不禁会为这些多元化的探索而赞叹 。这些研究之中，有些深入细致，有些尚属浅尝，但两者都在激励进一步的研究 。就形式而言，有期刊文章、专著、会议论文、数据库、博客，而且既有纸本的也有电子的 。就课题而论，涉及帝制时代士人的书籍文化，以印刷为媒介的信息传播，佛道寺观的刊刻活动，文字和图像在书籍和册页上的不同作用，书籍的各种用途 (如阅读、聆听、浏览或吟诵 ),写本与印本的关系，官刻、私刻、坊刻与寺庙刻本的关系 (尽管我们不能清晰地区分它们 ),闺阁之作的勃兴，中国与东亚汉字文化圈乃至与西方世界各地区在书籍文化上的异同，书籍贸易中的经济因素，中国各地的出版业，海外华人社区中文书籍的出版，以及网络出版等，真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

这类研究的激增何以会在近几十年出现 ?研究中国的学者早就关注中国书籍文化了，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东亚印刷在世界上开启先河，却并没有像西方书籍文化那样被深究细探 。究其原委，一是恰因中国的印刷起源很早，约在公元７世纪后期，当年的资料无论是印本还是写本，现存实物都很少 。二是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版本学对文字记录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刻本和写本如何影响学习、信息如何传播、如何借助阅读获取知识、书籍如何定价之类现代学者所关注的课题上 。所以,要收集足够的资料去探讨这些有趣的问题相当困难 。不过，一旦开始交流各自的观点、阅读对方的研究，学者们便被激发起审视现有资料的兴趣，也更愿意提出问题，尽管目前未必能得到圆满答案 。

本人的研究顺应了这个潮流，然而读者会很快意识到，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前贤未见的新资料 。为此我心有戚戚，并由衷感谢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 。我所完成的，是努力重新研究已知的信息，并斗胆提出一些前贤并未涉及的问题 ———也许他们觉得从拥有的资料中不能得出圆满的答案 。尽管提出了新问题，答案或许仍非圆满，但意在抛砖引玉 。所以，某些读者或许会觉得,这本以25年前的研究为基础、15年前出版的旧著的译本，内容已经过时，后来居上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更充分，答案也更明确、更有说服力 。倘若如此的话，我也会为本书曾激发了同人探究中国书籍史的兴趣而感到欣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欲借此机会对那些不畏艰辛将此书译成中文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他们是邹秀英、邱葵、柳颖、刘倩,以及全书的统校者李国庆 。他们理解并向我展示了，把一本关于中国书籍文化的英文专著译成中文是多大的挑战！

贾晋珠

2018年1月8日

致谢

如同其他痴迷于中国书籍史的人一样，我发现研究中国书籍史虽能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却又深具挑战性，因为中国古书中关于自身的信息往往少之又少，不免令人失望。然而，过去50年内，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历史、艺术史、文学、宗教和科学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书籍与刻印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地运用各种有创意的方法，从中文写本和印本中梳理出数据，我们如今方得以更多地了解中国书籍文化，并规划出深入探索的新路径。

撰写这本关于建阳商业出版者的书，使我有机会向许多上述学者学习，并颇受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对我的初稿及早年的论文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本书的诸多不足之处多缘于我的执拗，未能充分遵循这些建议 ;也缘于我个人知识有限，未能深入讨论众多议题。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韩明士教授 (Dr.Robert Hymes),他教会了我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对我的学位论文提出了诸多建议，这些建议在我将论文改编为书时仍然颇有裨益。

包筠雅 (Cynthia Brokaw)从头至尾审阅了我的论文和书稿，更是贡献良多。是她的不懈支持和鼓励，以及她对中国书籍和刻印方面付出的努力和浓厚兴趣，坚定了我对研究中国书籍史所蕴含的价值和魅力的信心。

感谢龙彼得鞭辟入里的批评和建议，这些都源自他在中国文学，特别是有关建阳出版业方面渊博的知识积累。我题献此书以纪念他，希望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许多学者对我的书做了详尽恳切的评价。罗开云 (Kathryn Lowry)和麦桂怡 (Karin Myhre)慷慨地从自己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挤出时间,为我的书出谋划策,并提供了各种有益的资料，在此欣然道谢。周绍明 (Joseph McDermo）在阅读我的论文时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与不易解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我是极大的挑战，从而帮助我重新思考了中国书籍史乃至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方面。谢谢绍明，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将继续思索这些问题。何复平(Mark Halperin)细读了书稿中的数章。他不仅深思并反驳了我的一些论据，还花时间和精力指出行文中的不妥之处，鼓励我更雅致地表达我的论点。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细读了文中关于宋代和元代的章节，提醒我不可忽视那些与书和刻印有关的更广泛的历史问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皮奥特·戈瑞其(Piotr Gorecki)是我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同事，他慷慨地花时间阅读了我的大部分书稿，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我学会了逐一细究他的评论，包括那些孤零零但意义深刻的惊叹号。

我还要感谢那些对我的汉学研究给予巨大帮助的学者。艾思仁 (Söen Edgren)在中国古籍方面知识渊博，感谢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通读了我的书稿，并对中国传统印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本书中大量援引了马兰安 (Anne McLaren)的文章，可见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明代文学的知识。每次前往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特藏部，我都从中国古籍善本专家沈津那里受益良多。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特藏部的负责人何义壮 (Martin Heijdra)，他谙熟中国历史,并愿意和任何倾听者分享。书中关于福建竹纸生产那充分而有趣的论述，大部分该归功于唐立 (Christian Daniels)。还要感谢潘吉星，和我分享中国传统造纸的知识，当时未能多提一些问题，希望留待下次见面之时。

我在中国进行研究时，许多学者无私地提供了很多帮助。建阳朱熹研究中心的方彦寿，教我查找和搜检书中提到的出版商家谱的方法。我还要感谢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导师狄宠德,从他那里我学到关于闽北历史和中国古籍善本的知识。从狄教授那里，我还粗浅学到了古籍修复及刻印的技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侯真平，也毫不犹豫地向我提供了许多明代福建版刻的信息,我在另一项研究中用到了。

书中简洁流畅的行文大多归功于编辑约翰·耶莫 (John Ziemer)的修润。像其他作者一样，我的书稿有幸经他仔细修润。正因为他，这本书没有变成最后的 “麻沙本 ”。

我还要感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支持我在中国期间的专题论文调研工作 (1992—1993)；富布莱特项目支持我在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工作 (1993—1994)。感谢东京斯波义信的帮助，让我凭借外国研究员的身份，得以使用东洋文库。1997年完成论文后,由于获得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旅行资助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短期访问学者资助，我得以继续研究工作，在此也深表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图书馆，他们允许我复制馆藏的中文善本:内阁文库、台北 “国家图书馆 ”、静嘉堂文库、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蓬左文库、天理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立图书馆。

贾晋珠

译后记

日月如梭。犹忆2016年6月10日，接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宋一明先生大札，以迻译《谋利而印 :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Printing for Profit: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11th-17th Centuries)]一书相托。一明是复旦大学吴格先生弟子。吴君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不计名利、埋头做事之文献学者，是年春，已就此事商诸我。秉见贤思齐之义，遂不惮繁难，慨然允诺。惟俗务实多，独力难成，故求助于北美图书馆界同仁。幸得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邱葵先生、克莱蒙特 ·麦肯纳学院邹秀英女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倩女士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柳颖女士襄助，阅十八月，2017年岁杪译成。

此译之竟，端赖众力。具体而言，邹秀英译第一、三、四章,邱葵译第五、六章，柳颖译第二、七章及附录、鸣谢和第七章注释，刘倩译除第七章之外的全部注释，笔者最后校订统稿。诸同仁均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拾遗补缺，互为奥援，合作无间，译学相长，洵为乐事。译校期间，屡以疑难叩求作者。蒙贾教授不厌其烦，悉心解答，曷胜感激。然此书所涉颇广，或仍有疏漏讹误，责任自然在我，尚祈方家教正。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李国庆

2019年4月25日识于哥伦布市小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