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夏准（Ha-Joon Chang），1963年出生，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首尔国立大学毕业后赴英留学，1992年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缪达尔奖，2005年获列昂季耶夫奖。被归类为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和全球化等，被誉为“最近十五年经济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思想家”。著有国际畅销书《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译者简介

蔡佳，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与英语教育双学位，现代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指出，当今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作者一方面通过梳理经济发展史、依据可靠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揭露被掩盖、遗忘的发达国家的致富进程，并且揭示英美历史上的高额关税、减少外资限制规定背后的意图。另一方面，他指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才是真正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这本书引发人们反思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而且对思考我国的发展战略颇具价值。

2003年缪达尔奖获奖图书

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代表作

深入阐述制度和政策的“好与坏”及“适用与不适用”

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从历史角度揭示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

梳理经济发展史，用实证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张夏准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说教，……需要引起关注。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名誉教授

张夏准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得出了一些关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非常有趣和重要的结论。他不仅重新审视了经济发展史，而且以此论证了对当今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制度需要改变的观点。无论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还是提出政策主张，《富国陷阱》都值得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策建制派广泛关注。

——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n）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

人们“一直都知道”，主要经济体在不太富裕的时候采用指令性政策进行工业化，在变得富裕之后却告诉较贫穷的国家不要这样做，也就是说，较为发达的国家总是告诉贫穷的国家要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但在张夏准之前，这个常识从未被充分地记录下来。《富国陷阱》是一本21世纪工业政策制定者必读的学术力作。

——兰斯·泰勒（Lance Taylor）美国新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这本书是对当前有关发展问题的辩论做出的极具创造性且极其宝贵的贡献。

——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前言

第一章 绪论：富国究竟是怎样变富的？

导言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迫于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国家发展政策机构（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Establishment, IDPE）的多重压力，采用了一系列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来促进其经济发展。这里的“好政策”，是指被“华盛顿共识”广泛认可的政策，比如限制性宏观调控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私有化政策和放松管制政策等。“好制度”本质上是指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采用的制度，主要包括民主制度、“好的”官僚制度、独立司法制度、大力保护私有财产（含知识产权）的制度、透明且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含有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银行）。

在下文我们会看到，关于被推崇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是否真正适用于当今发展中国家，人们一直存在极大争议。然而奇怪的是，很多批评家只质疑这些政策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却想当然地认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就是这些“好政策”和“好制度”。

举例来说，通常我们认为，英国是因为实施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后成为世界第一工业超级大国。法国则因为实施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而最终落后了。我们都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而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正如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说的，这是“最明显、最滑稽的反贸易蠢事！”要证明发达国家取得它们现有的经济地位是通过“好政策”和“好制度”，我们还经常会提到另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这些国家就不可能研发出使它们繁荣的技术。美国国家自由贸易法律中心宣称，“发达国家由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出口增长、促进新兴技术和文化艺术传播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是，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真的采用过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好制度”和“好政策”吗？即便只从表面来看，我们似乎也能找到零星的反面历史证据。有些人可能知道，19世纪的法国政府采用了非常保守的不干涉政策，这不同于法国在18世纪或者后来在20世纪的举措。有些人可能了解到，美国在内战之后提高了关税。有些人可能还了解到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直到1913年才建立。极少数人甚至知道，瑞士早在19世纪就已经是世界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而在当时并没有专利法。

在了解了这些与传统资本主义历史不一致的历史资料之后，我们有理由质疑，发达国家是否刻意隐瞒它们的“成功秘密”。这本书提供了与传统资本主义历史相左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全面而简洁地论述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采用的政策和制度。换句话说，这本书是在解答，“富国究竟是如何变富的？”

简言之，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实施所谓的“好制度”和“好政策”来达到它们今天的地位的。相反，大部分发达国家频繁采用的是“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出口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是当今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所不推崇的，甚至是被坚决抵制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迅速。即便是在这个时期，发达国家也只是极少量地采用了被当今发展中国家视为必需的“好制度”和“好政策”，其中包含中央银行制度、有限责任制等“基本”制度。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发达国家是不是打着推荐“好政策”和“好制度”的幌子，而实际上并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应用它们在早期用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和制度呢？这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