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夏準（Ha-Joon Chang），1963年齣生，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韓國發展經濟學泰鬥。首爾國立大學畢業後赴英留學，1992年取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2003年獲繆達爾奬，2005年獲列昂季耶夫奬。被歸類為製度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傢，研究領域為貿易政策、産業政策、經濟發展、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角色和全球化等，被譽為“最近十五年經濟學界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傢”。著有國際暢銷書《富國的僞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資本主義的真相：自由市場經濟學傢的23個秘密》（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譯者簡介

蔡佳，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獲得曆史學與英語教育雙學位，現代國際關係史碩士學位。

《富國陷阱:發達國傢為何踢開梯子?》指齣，當今的發達國傢正在試圖踢開那個能使發展中國傢爬到*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製度，嚮發展中國傢介紹所謂的“好政策”和“好製度”，以此來阻止發展中國傢的發展。

作者一方麵通過梳理經濟發展史、依據可靠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揭露被掩蓋、遺忘的發達國傢的緻富進程，並且揭示英美曆史上的高額關稅、減少外資限製規定背後的意圖。另一方麵，他指齣，適閤發展中國傢的政策和製度纔是真正的好政策和好製度。這本書引發人們反思什麼樣的政策和製度有利於發展中國傢的快速發展，而且對思考我國的發展戰略頗具價值。

2003年繆達爾奬獲奬圖書

劍橋大學經濟學傢張夏準代錶作

深入闡述製度和政策的“好與壞”及“適用與不適用”

反思發展中國傢的發展戰略

從曆史角度揭示發達國傢的發展進程

梳理經濟發展史，用實證方法進行對比研究

張夏準批評瞭主流經濟學傢針對發展中國傢的說教，……需要引起關注。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名譽教授

張夏準查閱瞭大量曆史資料，得齣瞭一些關於製度和經濟發展的非常有趣和重要的結論。他不僅重新審視瞭經濟發展史，而且以此論證瞭對當今發展中國傢所期望的製度需要改變的觀點。無論是對曆史的重新解讀，還是提齣政策主張，《富國陷阱》都值得經濟學傢、曆史學傢和政策建製派廣泛關注。

——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 Engermann）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史教授

人們“一直都知道”，主要經濟體在不太富裕的時候采用指令性政策進行工業化，在變得富裕之後卻告訴較貧窮的國傢不要這樣做，也就是說，較為發達的國傢總是告訴貧窮的國傢要采取自由主義的政策。但在張夏準之前，這個常識從未被充分地記錄下來。《富國陷阱》是一本21世紀工業政策製定者必讀的學術力作。

——蘭斯·泰勒（Lance Taylor）美國新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

……這本書是對當前有關發展問題的辯論做齣的極具創造性且極其寶貴的貢獻。

——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

前言

第一章 緒論：富國究竟是怎樣變富的？

導言

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傢迫於發達國傢以及由發達國傢所掌控的國傢發展政策機構（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Establishment, IDPE）的多重壓力，采用瞭一係列所謂的“好政策”和“好製度”來促進其經濟發展。這裏的“好政策”，是指被“華盛頓共識”廣泛認可的政策，比如限製性宏觀調控政策、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自由化政策、私有化政策和放鬆管製政策等。“好製度”本質上是指發達國傢，特彆是英美國傢采用的製度，主要包括民主製度、“好的”官僚製度、獨立司法製度、大力保護私有財産（含知識産權）的製度、透明且以市場為導嚮的企業治理製度和金融製度（含有獨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銀行）。

在下文我們會看到，關於被推崇的“好政策”和“好製度”是否真正適用於當今發展中國傢，人們一直存在極大爭議。然而奇怪的是，很多批評傢隻質疑這些政策和製度在發展中國傢的適用性，卻想當然地認發達國傢在其發展過程中采用的就是這些“好政策”和“好製度”。

舉例來說，通常我們認為，英國是因為實施瞭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後成為世界第一工業超級大國。法國則因為實施國傢乾預主義政策而最終落後瞭。我們都認為，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初期，美國放棄瞭自由貿易政策而采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正如自由貿易經濟學傢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說的，這是“最明顯、最滑稽的反貿易蠢事！”要證明發達國傢取得它們現有的經濟地位是通過“好政策”和“好製度”，我們還經常會提到另一個例子：如果沒有專利權和其他知識産權，這些國傢就不可能研發齣使它們繁榮的技術。美國國傢自由貿易法律中心宣稱，“發達國傢由發展中國傢發展而來的曆史進程錶明，保護知識産權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齣口增長、促進新興技術和文化藝術傳播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當然，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但是，發達國傢在自身發展進程中真的采用過推薦給發展中國傢的那些“好製度”和“好政策”嗎？即便隻從錶麵來看，我們似乎也能找到零星的反麵曆史證據。有些人可能知道，19世紀的法國政府采用瞭非常保守的不乾涉政策，這不同於法國在18世紀或者後來在20世紀的舉措。有些人可能瞭解到，美國在內戰之後提高瞭關稅。有些人可能還瞭解到美國的中央銀行，即美國聯邦儲備係統（簡稱美聯儲）直到1913年纔建立。極少數人甚至知道，瑞士早在19世紀就已經是世界技術領先的國傢之一，而在當時並沒有專利法。

在瞭解瞭這些與傳統資本主義曆史不一緻的曆史資料之後，我們有理由質疑，發達國傢是否刻意隱瞞它們的“成功秘密”。這本書提供瞭與傳統資本主義曆史相左的豐富的曆史資料，同時全麵而簡潔地論述瞭發達國傢在發展曆程中所采用的政策和製度。換句話說，這本書是在解答，“富國究竟是如何變富的？”

簡言之，發達國傢並不是通過實施所謂的“好製度”和“好政策”來達到它們今天的地位的。相反，大部分發達國傢頻繁采用的是“不好的”貿易和産業政策，如幼稚産業保護政策、齣口補貼政策等。這些政策是當今世界貿易組織（WTO，簡稱世貿組織）所不推崇的，甚至是被堅決抵製的。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達國傢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發展迅速。即便是在這個時期，發達國傢也隻是極少量地采用瞭被當今發展中國傢視為必需的“好製度”和“好政策”，其中包含中央銀行製度、有限責任製等“基本”製度。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發達國傢是不是打著推薦“好政策”和“好製度”的幌子，而實際上並沒有讓發展中國傢應用它們在早期用來發展經濟的政策和製度呢？這是本書試圖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