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浙平

一九四八年出生。獨立觀察者。長期傾心中國農民生活現實，近十年行走在黃土高原，進村入戶，坐炕頭，與農民盤膝長談。他堅持採用訪談原始記錄翻記和保持方言語言的方法，完成多部農民口述史，

「結婚，她們四川上咱們這裡，就用不著結婚，四川就沒有她名字了，基本上就算結婚了。」

本書紀錄的是一九八〇年代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在涉及南北方十數省販賣婦女事件中，口述者們親歷深陷歧途的遭遇。她們當中最小的只有十二歲，一多半是未成年少女。她們未嘗花季的甜美，卻拾起人生的苦果。她們被人販子，有時還包括自己的親人，投進舉目無親的異樣環境中，被迫與陌生男人成家生子，操家務，受苦重，被白眼，遭虐待。三十幾年過去了，她們雖過上了常人的生活，卻付出了讓人意料之外的代價。

「……往死打呢。我是命大。打得我，想撇下孩子們走馬不回頭了。」

本書是以女性為主體的口述歷史，雖也間雜了八位男性的口述，仍然是圍繞著女性特殊的話題展開。在她們述說的話語間，深深地留下了女性的無奈和頑強，透露出女性的多重關注，如無法選擇配偶的家庭生活，男性對女性的家暴虐待，為人生子的性奴工具，女性在子女眼中的擔當，女性在農民家庭中的地位，女性對家庭經濟的負擔，女性在子女教育中的希冀，女性對父母孝道的遵從，女性在子女和個人意願兩難中的選擇，又是如何屈從命運的安排留在了異鄉的山西。

「我命也不值那麼多錢，我結婚人家花了兩萬，我就是冤枉人，討飯的命，我是四川的，人家留了我，不能再花錢了。」

在接受訪談的四十九位川籍、五位甘籍、三位滇籍、一位陜籍、一位晉籍婦女的家庭中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現在的生活基本屬於常識認識的正常狀態，雖不能按當地人的說法都處於「好活」（幸福）的時候，但與多數農村家庭比較沒有什麼大的差異。當訪問者在傾聽她們敘述的經歷時，自然地想到托爾斯泰曾描寫一位婦女生活時寫到的一句話，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她們的境遇是現在的「幸福」家庭也有各個不幸的經歷。初到時不能自由行走防逃離的看管，被當地人歧視不稱姓名為「四川侉子」的稱號，遭男人打罵更是家常便飯，成為沒有婚姻登記、沒有戶口的「黑人」等等。談到這些經歷，她們往往忽略一些細節，可能是忌諱家庭其他成員的感受，卻談出比她們更可憐、更悲慘命運的「她人」。

「四川人上來你們就這樣對待，你是沒有見過，腳、手上的鏈子，怕跑了，真有苦的。」

如白辛莊村的一位川籍婦女，先後被賣過三次，頭一次賣到白辛莊村，二次賣到九坪梁村，三次又賣回白辛莊村，一個原因是當地人認為她是「愣子」（可能有精神疾病）。在最後這家，她被男人用鐵鏈子拴在文革時挖的防空洞裡，一年後她生下一個孩子，把她放出來，繼續拴在窯家裡，又生下一個孩子。這位不幸的女人，連「性奴」都算不上，只是一個性工具。就在同一時間，九坪梁村也有這樣一位被「撿」回來的，連籍貫都搞不清楚的女人，給賈四當老婆。她們還談到大泉溝村、小川村的兩位川籍女人，被男人用羊鞭抽打，逼她們幹農活，小川村的那個女人被男人用鞭桿戳瞎了一隻眼還不放過，整日挨打。在她們的男人心裡，她們只是花錢買來的一個對象，不是人，不是和他們一樣的男人、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