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与顾问。

德高望重的恩师李德永先生年届八五，手不释卷，与古书及中西古典音乐相伴，志存高远，道守清虚，哲思广远。

李老师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与顾问。

李老师是湖北汉阳人，出身贫寒，少年时即钟情玄圃。抗战军兴，辗转陪都，入江津国立九中，一头钻进文史哲的书海之中，颇心仪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少年李德永曾得到郭沫若的接引。青年李德永于1947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得到时在武大任教的洪谦、黄子通、石峻、周辅成等教授的栽培，醉心于中西哲学。北大周辅成先生不久前仙逝，享年九十八岁。周先生是武大哲学系诸师长们的大恩人，他对于艰难困苦、身处逆境中的弟子关爱有加，李德永、余敦康、夏甄陶、王荫庭、汪国训老师等人都曾得到周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1952年院系调整后，李老师入北京大学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又入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生班学习，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真是凤毛麟角。1954年9月李老师从研究生班毕业。1955年2月至1957年5月间，李老师在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南开中学）任政治课教员。此期间，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李老师勤于笔耕，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荀子的思想》。正是这两篇学术论文，使得李老师回到武大哲学系任教。他在南开中学期间写作《荀子》一书，于195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达校长重建武大哲学系，急需人才。经周辅成先生向李校长推荐，李校长亲自审阅李老师的论文，决定把李老师调入武大，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让李老师与刘师母、师妹桂芳等举家南返，又安排李老师到北大进修中国哲学史。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原也曾想调李老师进北大，因种种原因未果。郑昕先生赞叹李达校长的眼光与气魄，当时武大哲学系在北大进修的，可谓人才济济。李达校长慧眼识珠，李老师感念李校长的知遇之恩。

李老师自1957年6月调入武大哲学系任教，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后又被返聘数年，三十余年一直在武大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李老师来武大任教后，政治运动不断，他倍受压抑，长期未得到重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李老师的长辈与夫人多病，一家人长期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居住条件也很差。老师与师母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在师母的支持下，李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任劳任怨，甘之如饴。文革十年，李老师与哲学系的老师们一道在襄阳分校接受劳动改造。

改革开放以后，李老师意气风发，以新的视域，重新省视中国哲学思想史，尤其在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在协助萧萐父先生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工作中，在担任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与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萧萐父、李锦全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自1982、1983年出版问世以来，先后印行约十三万册，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这套教材又被编成简编本，并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李德永先生是该教材先秦编、宋明编的统稿人，不仅亲自撰写了其中的不少内容，又下力修订甚至重写了其中的另一些内容。他为这套教材的编写立了汗马功劳。李老师在全国率先自觉探寻中国古代的辩证智慧。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李先生承担了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的任务，该书于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该卷讨论先秦辩证法思想，着眼于探源，着意于专新，以考辩史实、综述源流、剖析范畴、纵论思潮等论题形式，对远古至秦统一时期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和发掘。李老师颇费匠心地把本教研室教师及早期研究生等师友们长期研究的成果统整、编定了出来。

李老师多次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特别是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每会必提交论文，必即席赋诗。1987年7月，他曾应邀到美国圣迭哥的圣巴巴拉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用英语宣读了《论中庸之道》的学术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此期间他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访问、讲学。

李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着力探讨中国哲学的源头。李老师深入探究中国哲学发端史，认为夏禹治水的活动孕育着哲学的初生。他在代表作《“五行”探源》中，论证了原始五行思想产生于伟大治水斗争，五行思想蕴含着有关矛盾、关系、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他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照二里头发掘出的早商文化陶器如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等材料，对“五材”、“六府”、“三正” 所反映的中华早期文明作出了哲学的阐释。在《奴隶制时代的辩证法思想研究》等论文中，李老师对于春秋时期的阴阳、和同、一两、常变、因革、中庸等范畴、概念作了开拓性的、有创意的整理与发挥，丰富了我国哲学史界有关古代辩证法的研究。

第二，着力诠释先秦哲学的智慧。李老师对老子、孔子、子思、庄子、邹衍、韩非、荀子及百家争鸣诸思潮等有着精深而全面的研究。他在《老子道论试析》、《孔子思想评议》、《庄子超越思想赏析》等论文中，特重老子之“道”的哲学意蕴与特质之阐发，孔子之“仁”与“礼”、天命论与教育思想的梳理，庄子之从有情到无情、有限到无限、有我到无我的超越精神的解读，以重铸中国哲学精神。

如关于孔子的“三畏”思想，李老师的体会是：“对君子来说，‘畏’则具有‘敬’‘畏’二义。因为‘命’具有偶然性，‘道’之‘将行’、‘将废’很难预料，故感到‘畏’；但‘天命’所在又具有必然性。既然‘天生德于予’，把‘旧邦新命’的历史任务交赋于我，我就要恭敬受命、不计成败、不畏风险、信心百倍而又警惕万分地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因此，天命就内化为自觉自律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此感才会具有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激烈壮怀，创造承先启后的光辉业绩！只有这样，才叫做‘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历程中精神境界的高度和深度！”这是极有深度的体认与阐发。

李老师批判了把庄子精神当作阿Q精神的无知之言，肯定了积极开放，富有青春活力的逍遥之游。他说庄子“从天外飞回了，突破了‘以俗观之’的局限性，换上‘以道观之’的眼镜，从无限与有限统一的视角高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事物，重新评估其地位和价值。”李老师逐一讨论了心理治疗的“心斋”三部曲，从“止念”到“集虚”再到“一志”。如说到“集虚”，他指出：“这种‘集虚’而出的潜能，其内涵如老子之‘虚极静笃’，其功能同样可以达到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不过孟子的‘集义’，其‘扩而充之’的道德情操，刚烈之气外扬；而庄子的‘集虚’，其‘虚而待物’ 的淡泊情怀表现为柔弱中的坚定，潇洒中的激烈，有更大的韧性和耐力。”关于“至乐”与“鼓盆而歌”，李老师指出：“在思想境界中获得一种与宇宙乾坤同其悠久的‘无乐’之乐，名之曰‘至乐’。有了这种觉解，就会欣然面对死亡，‘鼓盆而歌’或‘临尸而歌’，以无限宽广的心怀，赞美‘变而有生’、‘变而有死’的转化之理，反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生死之义，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悬解’ 人生困惑，重估生存价值，开展理想生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用伟大的生，迎接伟大的死，向伟大的宇宙大家庭报到，此之谓‘大归’。”这是对庄子智慧的开掘与弘扬，也体现了李老师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博大胸襟。

李老师是荀学专家。收入本论文集的有《百家争鸣与荀况解蔽》等三篇关于荀子的系列论文，从中可以了解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思维方法的理论特征，特别是荀子对天人、名实、性伪、人禽、群分、古今、道气、礼法问题的总结，以及荀子对道家思维的吸取。李老师把荀子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通过荀子来总结先秦哲学的智慧。他在尔后讨论刘禹锡的《天论》，讨论王船山的“太极”思想时，又特重从荀子到刘、柳到王船山的思想传统的哲学特质及意义。这是中国哲学“天人”之学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性命之源，一直是李老师关注的重心。

李老师有一次与我闲聊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早年研读《韩非子》，已经把法家的法、术、势看得很透。法家反对仁义，藐视人的价值，把人作为工具，一切以“利害”来计算，以刑赏二柄驱动百姓，像对待牲畜犬马一样“畜”“牧”人民，其血淋淋之心在韩非著作中和盘托出，使我们能认识到专制统治者的灵魂深处。韩非的历史观自有贡献，但其绝对的功利主义当然是有大毛病的。其实，任何时代的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对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有极大伤害的。李老师自觉批判精神奴役，呼唤思想启蒙与自由个性。

第三，着力分析宋明理学的得失。收入本集的，有李老师讨论周敦颐、朱熹、王阳明、李贽、王船山的六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试图从理学思想的内部理解其发展轨迹。李老师十分欣赏周敦颐高洁的风范，肯定其贵真、志学、知几的“乾乾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出：“他主张贵真去伪，在思想情操上多做净化工作，让‘纯粹至善’的心灵放射出‘光风霁月’的道德光辉。这种圣洁光明的人生哲学具有永久的魅力。”李老师推崇圣贤人格，一生都在体验孔颜乐处。

李老师对宋明时期的“太极”、“理气”的哲学问题有细致的清理，对李贽从旧营垒内部冲出，呈现了“童心即真心”的个性自觉，以及李贽思想的内在矛盾有深度的分析。他通过对王船山“太极”思想的论疏，回过头去看荀子至王船山的思想传统及理论得失，对我们深有启发。当然，不必讳言，由于写作年代的时代限制，李老师的旧作中有一些当时的痕迹，他以“存真”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思想界的拘束。

李老师以乐观的心态，在退休之后持之以恒地“补课”。他曾告诉我，他补的就是五经四书的课。愈到晚年，他愈是回归孔孟老庄。他以孔子的“朝闻夕死”的精神激励自己，充实自己，终身学习，达到“自得”“至乐”的崇高意境。晚年，他以从容的心态写作了《漫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文创造与生态和谐》等论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意志万能论与科技万能论，创导高悬“太和”的价值理想，狠抓“时中”工夫，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强化“正位定职”制度，贯彻“至诚无息”精神，讴歌中华人文精神，尤其提倡把这些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李老师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他时时批判当下的负面，反思现代性，对于环境污染、吏治不清和诚信系统的崩坏忧心忡忡，他身体力行，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的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强烈地反对无本无根之论、空头的官样文章与西化思潮。

李老师住院的时候，还带着一部《四书章句集注》，一部《庄子集释》，其实他都能背诵，之所以带在枕边，因为这是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归乡与故园。

李老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本集收录了他的不少诗作，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志向、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他对亲人师友的眷顾，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以及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埋头书案已忘年，初度八旬亦坦然”。“从吾所好勤学习，率性而行了音弦”。“莫道寒窗孤陋甚，游心赖有逍遥篇”。“学无止境道无终，贵在追求苦用功”。“回首奠基知有限，迎头补课兴无穷”。这都是他晚年读书生活的写照。李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幸与师母熊培粹老师喜结连理，琴瑟和调。本诗集中《眷眷情怀》诸篇记载了李老师的情感生活。在“寂寞空斋各有年”之后，两位老人有缘相随相伴，共谱心曲，传为佳话。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后学特别感到欣慰的。

长期以来，在武大哲学系，李老师为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的课，为研究生上“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古代哲学资料选读”课，还参与古籍所的工作，并曾应周大璞与宗福邦先生之邀，为中文系与古籍所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上“《荀子》导读”课。李老师1980年6月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12月晋升为教授。他于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武汉大学先进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教师。

李老师是人师。李老师对提携过他的前辈师长永怀敬意，片刻难忘师恩师德。薪火相传，他也以师德润泽后学。李老师教书特别用心，讲课十分投入，声音洪亮，常常汗流浃背。他时常指导学生读书写作，悉心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修改文章，颇费心力，尽心尽责。他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以自己的德行与学养嘉惠学苑，启迪后生。他认为，教学之道，首在教人。他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以身教与言教带领学生游学，同学们十分敬重他。他与萧萐父、唐明邦老师一道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的各领域拓展、创新。大量的本科生已无法统计，三先生合作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童鹰、宫哲兵、董建桥、高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吴方桐、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郭齐勇、邓红蕾、张铁勇、柴文华、余金华、萧洪恩、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赵阳、梁隽华、何建明、李炼、李大华、郑潮波、别祖云、金光鸿、陈红兵等。李老师与唐老师协助萧萐父先生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维武、郭齐勇、吴根友、徐水生、龚隽、刘惠文、邓名瑛、刘泽亮、朱哲等。他教过的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的学生有：廖名春、何晓明、骆瑞鹤、段书伟等。

李老师的人品，仁厚忠诚，朴实无华，恬淡无欲，与世无争。他是谦谦君子，真正做到了敬业乐群，和为贵，大局为重，长期与萧、唐先生等合作共事，以团队精神共同建设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是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三位老师的人品与学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协调、互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也深深教育、滋养着我们。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现代三圣！李老师甘当人梯、扶掖后进的风范，光风霁月、超越洒落的境界，严谨认真、理智分析的学风，潜沉经典、精诚专一的心态，激励着我们像他一样，发潜德之幽光，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为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价值理想竭己所能，尽心尽力。

晚生郭齐勇序于己丑年春夏之交

本书于2009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