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永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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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德永
出品人:
页数:562
译者:
出版时间:2009
价格:75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307058262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诗歌
  • 散文
  • 李德永
  • 中国古典文学
  •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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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德高望重的恩师李德永先生年届八五,手不释卷,与古书及中西古典音乐相伴,志存高远,道守清虚,哲思广远。

李老师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与顾问。

李老师是湖北汉阳人,出身贫寒,少年时即钟情玄圃。抗战军兴,辗转陪都,入江津国立九中,一头钻进文史哲的书海之中,颇心仪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少年李德永曾得到郭沫若的接引。青年李德永于1947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得到时在武大任教的洪谦、黄子通、石峻、周辅成等教授的栽培,醉心于中西哲学。北大周辅成先生不久前仙逝,享年九十八岁。周先生是武大哲学系诸师长们的大恩人,他对于艰难困苦、身处逆境中的弟子关爱有加,李德永、余敦康、夏甄陶、王荫庭、汪国训老师等人都曾得到周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1952年院系调整后,李老师入北京大学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又入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生班学习,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真是凤毛麟角。1954年9月李老师从研究生班毕业。1955年2月至1957年5月间,李老师在天津市第十五中学(南开中学)任政治课教员。此期间,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李老师勤于笔耕,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荀子的思想》。正是这两篇学术论文,使得李老师回到武大哲学系任教。他在南开中学期间写作《荀子》一书,于195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达校长重建武大哲学系,急需人才。经周辅成先生向李校长推荐,李校长亲自审阅李老师的论文,决定把李老师调入武大,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让李老师与刘师母、师妹桂芳等举家南返,又安排李老师到北大进修中国哲学史。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教授原也曾想调李老师进北大,因种种原因未果。郑昕先生赞叹李达校长的眼光与气魄,当时武大哲学系在北大进修的,可谓人才济济。李达校长慧眼识珠,李老师感念李校长的知遇之恩。

李老师自1957年6月调入武大哲学系任教,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后又被返聘数年,三十余年一直在武大从事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李老师来武大任教后,政治运动不断,他倍受压抑,长期未得到重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李老师的长辈与夫人多病,一家人长期生活困难,入不敷出,居住条件也很差。老师与师母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在师母的支持下,李老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任劳任怨,甘之如饴。文革十年,李老师与哲学系的老师们一道在襄阳分校接受劳动改造。

改革开放以后,李老师意气风发,以新的视域,重新省视中国哲学思想史,尤其在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在协助萧萐父先生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工作中,在担任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与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萧萐父、李锦全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自1982、1983年出版问世以来,先后印行约十三万册,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这套教材又被编成简编本,并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李德永先生是该教材先秦编、宋明编的统稿人,不仅亲自撰写了其中的不少内容,又下力修订甚至重写了其中的另一些内容。他为这套教材的编写立了汗马功劳。李老师在全国率先自觉探寻中国古代的辩证智慧。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李先生承担了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的任务,该书于1990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该卷讨论先秦辩证法思想,着眼于探源,着意于专新,以考辩史实、综述源流、剖析范畴、纵论思潮等论题形式,对远古至秦统一时期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和发掘。李老师颇费匠心地把本教研室教师及早期研究生等师友们长期研究的成果统整、编定了出来。

李老师多次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特别是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每会必提交论文,必即席赋诗。1987年7月,他曾应邀到美国圣迭哥的圣巴巴拉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用英语宣读了《论中庸之道》的学术论文,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此期间他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访问、讲学。

李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着力探讨中国哲学的源头。李老师深入探究中国哲学发端史,认为夏禹治水的活动孕育着哲学的初生。他在代表作《“五行”探源》中,论证了原始五行思想产生于伟大治水斗争,五行思想蕴含着有关矛盾、关系、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他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照二里头发掘出的早商文化陶器如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等材料,对“五材”、“六府”、“三正” 所反映的中华早期文明作出了哲学的阐释。在《奴隶制时代的辩证法思想研究》等论文中,李老师对于春秋时期的阴阳、和同、一两、常变、因革、中庸等范畴、概念作了开拓性的、有创意的整理与发挥,丰富了我国哲学史界有关古代辩证法的研究。

第二,着力诠释先秦哲学的智慧。李老师对老子、孔子、子思、庄子、邹衍、韩非、荀子及百家争鸣诸思潮等有着精深而全面的研究。他在《老子道论试析》、《孔子思想评议》、《庄子超越思想赏析》等论文中,特重老子之“道”的哲学意蕴与特质之阐发,孔子之“仁”与“礼”、天命论与教育思想的梳理,庄子之从有情到无情、有限到无限、有我到无我的超越精神的解读,以重铸中国哲学精神。

如关于孔子的“三畏”思想,李老师的体会是:“对君子来说,‘畏’则具有‘敬’‘畏’二义。因为‘命’具有偶然性,‘道’之‘将行’、‘将废’很难预料,故感到‘畏’;但‘天命’所在又具有必然性。既然‘天生德于予’,把‘旧邦新命’的历史任务交赋于我,我就要恭敬受命、不计成败、不畏风险、信心百倍而又警惕万分地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因此,天命就内化为自觉自律的责任感、使命感;有此感才会具有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激烈壮怀,创造承先启后的光辉业绩!只有这样,才叫做‘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标志着他的生命历程中精神境界的高度和深度!”这是极有深度的体认与阐发。

李老师批判了把庄子精神当作阿Q精神的无知之言,肯定了积极开放,富有青春活力的逍遥之游。他说庄子“从天外飞回了,突破了‘以俗观之’的局限性,换上‘以道观之’的眼镜,从无限与有限统一的视角高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事物,重新评估其地位和价值。”李老师逐一讨论了心理治疗的“心斋”三部曲,从“止念”到“集虚”再到“一志”。如说到“集虚”,他指出:“这种‘集虚’而出的潜能,其内涵如老子之‘虚极静笃’,其功能同样可以达到孟子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不过孟子的‘集义’,其‘扩而充之’的道德情操,刚烈之气外扬;而庄子的‘集虚’,其‘虚而待物’ 的淡泊情怀表现为柔弱中的坚定,潇洒中的激烈,有更大的韧性和耐力。”关于“至乐”与“鼓盆而歌”,李老师指出:“在思想境界中获得一种与宇宙乾坤同其悠久的‘无乐’之乐,名之曰‘至乐’。有了这种觉解,就会欣然面对死亡,‘鼓盆而歌’或‘临尸而歌’,以无限宽广的心怀,赞美‘变而有生’、‘变而有死’的转化之理,反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生死之义,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悬解’ 人生困惑,重估生存价值,开展理想生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用伟大的生,迎接伟大的死,向伟大的宇宙大家庭报到,此之谓‘大归’。”这是对庄子智慧的开掘与弘扬,也体现了李老师与天地上下同流的博大胸襟。

李老师是荀学专家。收入本论文集的有《百家争鸣与荀况解蔽》等三篇关于荀子的系列论文,从中可以了解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思维方法的理论特征,特别是荀子对天人、名实、性伪、人禽、群分、古今、道气、礼法问题的总结,以及荀子对道家思维的吸取。李老师把荀子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通过荀子来总结先秦哲学的智慧。他在尔后讨论刘禹锡的《天论》,讨论王船山的“太极”思想时,又特重从荀子到刘、柳到王船山的思想传统的哲学特质及意义。这是中国哲学“天人”之学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性命之源,一直是李老师关注的重心。

李老师有一次与我闲聊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早年研读《韩非子》,已经把法家的法、术、势看得很透。法家反对仁义,藐视人的价值,把人作为工具,一切以“利害”来计算,以刑赏二柄驱动百姓,像对待牲畜犬马一样“畜”“牧”人民,其血淋淋之心在韩非著作中和盘托出,使我们能认识到专制统治者的灵魂深处。韩非的历史观自有贡献,但其绝对的功利主义当然是有大毛病的。其实,任何时代的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对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是有极大伤害的。李老师自觉批判精神奴役,呼唤思想启蒙与自由个性。

第三,着力分析宋明理学的得失。收入本集的,有李老师讨论周敦颐、朱熹、王阳明、李贽、王船山的六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试图从理学思想的内部理解其发展轨迹。李老师十分欣赏周敦颐高洁的风范,肯定其贵真、志学、知几的“乾乾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出:“他主张贵真去伪,在思想情操上多做净化工作,让‘纯粹至善’的心灵放射出‘光风霁月’的道德光辉。这种圣洁光明的人生哲学具有永久的魅力。”李老师推崇圣贤人格,一生都在体验孔颜乐处。

李老师对宋明时期的“太极”、“理气”的哲学问题有细致的清理,对李贽从旧营垒内部冲出,呈现了“童心即真心”的个性自觉,以及李贽思想的内在矛盾有深度的分析。他通过对王船山“太极”思想的论疏,回过头去看荀子至王船山的思想传统及理论得失,对我们深有启发。当然,不必讳言,由于写作年代的时代限制,李老师的旧作中有一些当时的痕迹,他以“存真”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思想界的拘束。

李老师以乐观的心态,在退休之后持之以恒地“补课”。他曾告诉我,他补的就是五经四书的课。愈到晚年,他愈是回归孔孟老庄。他以孔子的“朝闻夕死”的精神激励自己,充实自己,终身学习,达到“自得”“至乐”的崇高意境。晚年,他以从容的心态写作了《漫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文创造与生态和谐》等论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意志万能论与科技万能论,创导高悬“太和”的价值理想,狠抓“时中”工夫,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强化“正位定职”制度,贯彻“至诚无息”精神,讴歌中华人文精神,尤其提倡把这些精神活化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之中,积极参与现代化的建设,凝结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系统,并贡献给全人类。李老师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现实感,他时时批判当下的负面,反思现代性,对于环境污染、吏治不清和诚信系统的崩坏忧心忡忡,他身体力行,力求把根源意识与全球意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建设健康的合理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强烈地反对无本无根之论、空头的官样文章与西化思潮。

李老师住院的时候,还带着一部《四书章句集注》,一部《庄子集释》,其实他都能背诵,之所以带在枕边,因为这是支撑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归乡与故园。

李老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本集收录了他的不少诗作,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志向、理想追求、喜怒哀乐,他对亲人师友的眷顾,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以及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埋头书案已忘年,初度八旬亦坦然”。“从吾所好勤学习,率性而行了音弦”。“莫道寒窗孤陋甚,游心赖有逍遥篇”。“学无止境道无终,贵在追求苦用功”。“回首奠基知有限,迎头补课兴无穷”。这都是他晚年读书生活的写照。李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幸与师母熊培粹老师喜结连理,琴瑟和调。本诗集中《眷眷情怀》诸篇记载了李老师的情感生活。在“寂寞空斋各有年”之后,两位老人有缘相随相伴,共谱心曲,传为佳话。这是我们作为晚辈后学特别感到欣慰的。

长期以来,在武大哲学系,李老师为本科生上“中国哲学史”的课,为研究生上“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中国古代哲学资料选读”课,还参与古籍所的工作,并曾应周大璞与宗福邦先生之邀,为中文系与古籍所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上“《荀子》导读”课。李老师1980年6月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12月晋升为教授。他于1982年、1983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武汉大学先进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教师。

李老师是人师。李老师对提携过他的前辈师长永怀敬意,片刻难忘师恩师德。薪火相传,他也以师德润泽后学。李老师教书特别用心,讲课十分投入,声音洪亮,常常汗流浃背。他时常指导学生读书写作,悉心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修改文章,颇费心力,尽心尽责。他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以自己的德行与学养嘉惠学苑,启迪后生。他认为,教学之道,首在教人。他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以身教与言教带领学生游学,同学们十分敬重他。他与萧萐父、唐明邦老师一道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的各领域拓展、创新。大量的本科生已无法统计,三先生合作培养的硕士研究生有:童鹰、宫哲兵、董建桥、高广、萧汉明、蒋国保、李汉武、刘春建、吴方桐、李维武、黄卫平、舒金城、郭齐勇、邓红蕾、张铁勇、柴文华、余金华、萧洪恩、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赵阳、梁隽华、何建明、李炼、李大华、郑潮波、别祖云、金光鸿、陈红兵等。李老师与唐老师协助萧萐父先生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维武、郭齐勇、吴根友、徐水生、龚隽、刘惠文、邓名瑛、刘泽亮、朱哲等。他教过的1985级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的学生有:廖名春、何晓明、骆瑞鹤、段书伟等。

李老师的人品,仁厚忠诚,朴实无华,恬淡无欲,与世无争。他是谦谦君子,真正做到了敬业乐群,和为贵,大局为重,长期与萧、唐先生等合作共事,以团队精神共同建设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是这个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三位老师的人品与学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协调、互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也深深教育、滋养着我们。在我们这些弟子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现代三圣!李老师甘当人梯、扶掖后进的风范,光风霁月、超越洒落的境界,严谨认真、理智分析的学风,潜沉经典、精诚专一的心态,激励着我们像他一样,发潜德之幽光,推陈出新,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为国家、民族、人类的长远的价值理想竭己所能,尽心尽力。

晚生郭齐勇序于己丑年春夏之交

本书于2009年7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古韵新声:近代中国文学的探索与流变》 卷首语:时代的脉动与文脉的传承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位特定文坛巨匠的毕生成就,而是以更宏阔的视野,审视二十世纪初至中叶,中国文坛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与激荡。这是一个思想解放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时期,旧的文学范式正在瓦解,新的艺术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试图捕捉的,是那股推动文学由古典藩篱中挣脱,奔向现代主义、乃至民族解放洪流的时代精神。 第一部:传统的谢幕与新诗的黎明(约350字) 中国文学的基石——文言文的规范与典雅,在近代社会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本卷首先追溯了这场“文学革命”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我们细致考察了白话文运动的初期实践者们,如何从语法的梳理、词汇的革新入手,为大众化的文学表达开辟道路。 重点分析了从古典格律诗向自由体新诗转型的阵痛与探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志的精致小品,它开始承担起记录社会现实、启蒙国民心智的使命。从对音韵的初步试探,到对西方诗歌形式(如十四行、自由诗)的本土化借鉴,我们清晰地勾勒出新诗从模仿走向成熟的轨迹。这其中,既有对传统意象的继承与改造,更有对白话口语的勇敢采纳,形成了充满张力的独特美学风格。 第二部:小说领域的疆域拓展与现实关怀(约400字) 小说的地位在近代文学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它成为观察社会肌理、剖析国民性弱点最直接的载体。本部分深度剖析了不同流派小说家的创作理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 一方面,我们审视了继承了“谴责小说”遗风,但更具批判深度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他们笔下的城乡图景、家庭伦理的崩塌、知识分子的彷徨,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切片。分析的重点在于,他们如何运用精妙的叙事技巧,将宏大的时代背景巧妙地融入个体命运的细节之中,避免了说教的窠臼。 另一方面,本卷也关注了早期现代主义在小说中萌发的迹象。虽然整体上现实主义占据主流,但部分先锋性的作家已开始尝试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手法,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幽暗角落与潜意识活动。这种对内在世界的挖掘,预示了文学主题的进一步深化与复杂化。我们考察了不同地域文化对小说风格的影响,如南方的细腻敏感与北方的粗粝有力,共同构筑了近代小说的多元景观。 第三部:新文学思潮的交锋与美学建构(约450字) 近代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不同文学思潮的碰撞与融合。本部分聚焦于“五四”前后,以及抗战时期文学阵营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详细梳理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新兴的左翼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与吸收。这些论战并非空泛的理论之争,而是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方向和主题选择。例如,左翼文学如何将艺术的审美价值与阶级斗争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催生了一批具有强大战斗力和群众基础的作品。 此外,本书对“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理论主张进行了对比分析。前者强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与人性普遍价值,后者则更具反叛精神,主张文学的创造性与个性的解放。通过对这些理论阵地的考察,读者可以理解,现代文学是如何在“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极张力中,最终确立起属于自己的、既扎根于民族文化又面向世界潮流的独特美学体系。特别是对“民族形式”的探讨,如何既拒绝僵化的复古,又避免彻底的西化,成为当时文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第四部:散文与戏剧的变革:作为生活见证的文体(约300字) 除了诗歌和小说两大支柱,散文和戏剧在近代也经历了重要的蜕变。散文从过去的“笔记体”和“应酬文”中解放出来,成为知识分子记录心路历程、直抒胸臆的利器。我们分析了以游记、书信、回忆录等形式出现的优秀散文集,它们以散点透视的方式,拼凑出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敏感而脆弱的灵魂图谱。 戏剧方面,从旧戏曲的改编到引进西方话剧,实现了一场从舞台形式到表演哲学的全面革新。新的剧本不再受限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达,而是直接探讨家庭暴力、婚姻自由、社会不公等尖锐主题。这种“将舞台当作一面镜子”的理念,使得戏剧成为最快能够触及大众、引发集体反思的媒介之一。 结语:流变中的不息精神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展示近代中国文学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型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它是一部关于“变动”的史诗,记录了作家们如何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用白话、用自由的笔调,为下一个时代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这些探索与流变,共同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恢弘底色。

作者简介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理事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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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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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我对这本诗文集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散发出的那种“冷门”气质。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任何一个名字但凡有点名气,都会被社交媒体反复咀嚼和解构,但“李德永”似乎成功地避开了这种喧嚣,这本身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选择。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进行一场探秘,你不知道下一页会遇到怎样的惊喜或挑战。我尝试着随机打开一页,读到了一段描述黄昏景色的文字,那笔触的细腻程度令人咋舌,他没有简单地堆砌“夕阳”、“晚霞”之类的意象,而是着重于光线是如何一点点被吞噬,空气中弥漫着怎样的气味,远处的声响如何被拉长和扭曲。这种对感官细节的捕捉和提炼,显然是经过长期观察和沉淀的。这不像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才子文”,它更像是一潭深水,需要耐心浸泡才能体会到水底的微光。我希望,这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真诚情感的流露,能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靠、与自我对话的安静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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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竟然是《李德永诗文集》,真是让人充满了好奇心。我平时涉猎的范围比较广,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散文,都有所涉猎,但对“李德永”这个名字却感到非常陌生。这让我不禁猜测,这位作者是何方神圣?他的作品风格是豪放不羁,还是婉约含蓄?是沉郁顿挫,还是轻快明朗?在网络时代,信息如此发达,却鲜少能看到关于他的讨论,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反差。我翻开书的扉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排版和装帧,这方面做得相当考究,可以看出出版方对这位作者的推崇,或者说,对这本诗文集的重视程度很高。内页纸张的质感摸起来很舒服,字体选用也比较古典雅致,提升了阅读的仪式感。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入他构建的文字世界,去探寻那些深藏不露的才情与智慧。尤其对于诗歌部分,我期待看到的是意象的创新和韵律的突破,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久违的审美愉悦和精神触动,毕竟,真正的优秀作品总能跨越时代的局限,直击人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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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李德永诗文集》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它的厚度,分量十足,光是掂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文字量。这不像某些速成的作家,几篇随笔凑在一起就敢出版,这更像是一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或者至少是某一创作黄金时期的集中展示。我通常习惯于先从目录入手,快速浏览一下诗歌的标题和散文的篇目结构。标题本身就透露出一种疏离而又内敛的气质,没有那种直白的、迎合大众的口号式命名,反而多了一些古典的意境和哲思的暗示。这让我对散文部分的深度充满了期待。散文往往是作者思想最直接的载体,看他如何处理日常琐事、如何反思人生际遇、如何描摹自然景物,便能大致推测出他的学识和胸襟。我特别留意了那些带有“随笔”或“杂感”字样的部分,希望能在这些看似轻松的文字中,捕捉到时代变迁下个体心灵的真实震颤,而不是被加工粉饰过的陈词滥调。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倒是相对低调,没有使用浮夸的插画或强烈的色彩对比,反而用一种沉稳的墨色调,仿佛在暗示其内容的厚重与内敛,与书名所透露出的古典气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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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待一本诗文集,往往会带有一种审视的眼光,但面对《李德永诗文集》,我更倾向于以一个发现者的姿态进入。我很好奇,他的诗歌是否遵循了传统格律的束缚,还是勇敢地迈入了自由体的探索?如果是传统格律,那么他的对仗和用典是否显得老套?如果是自由体,那么它的内在结构和节奏感又如何维系?我随便挑了一首较短的诗来看,它的句式错落有致,但绝非杂乱无章,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在张力,像是一种被刻意控制的情绪爆发。这种控制感,恰恰体现了作者对文字力量的精准拿捏。再看散文部分,我注意到其中穿插了一些书信体的文字,这让我感到惊喜。书信往往是最私人化、最不设防的表达形式,通过这些片段,或许能窥见李德永先生在创作高峰期之外,更真实、更具烟火气的一面。一本好的选集,不应该只是展示作者最“完美”的一面,更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多维度的侧影,让读者能感受到那个活生生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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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选材,给我一种老派文人的气韵,它似乎在有意地抗拒当下的快餐文化。当我合上书本,把目光从那些铅字上移开时,脑海中残留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句子,而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氛围感”。这或许就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厉害之处,它塑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场域。我设想,李德永先生在创作这些文字时,内心世界一定十分丰盈和复杂。我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深挖他作品背后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因为脱离了生命体验的文字,终究是空中楼阁。这本书就像是一把钥匙,它打开了通往一个尚未被过度开发的文学景观的门。对于那些厌倦了套路化叙事和廉价煽情的读者来说,这本《李德永诗文集》无疑提供了一种回归文学本体、寻求深度共鸣的可能路径。我迫不及待地想用接下来的时间,沉浸其中,慢慢品味那些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其妙处的文字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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