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商会由于其所处的场域极具特殊和典型，其组织架构和呈现的面相有一定的地方特质。清末民初云南商人群体力量发展壮大，亦热衷于建立新式商人组织，因此，其组织机制呈现出会董和帮董共同治理的局面，帮董在具体商务事宜中发挥较大的能量；同时，各地商会相继创设，尤其是社会经济环境独具特点的地区，其商会的设置彰显出云南僻处边陲和多民族的典型地域特点。在西南军阀政争时期，云南商会组织历经“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军、政、商三方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利益”合作，这在地方派系的内争和鸦片贸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云南王”龙云统治滇政以后，由于云南地方政权的独立性所在，云南商会组织的发展呈现“马鞍形”的态势，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五科一处”的常态化格局。抗战时期，云南商会呈现出突飞猛增的发展态势，省级商会联合会得以筹组。在战时统制体制下，云南商会积极应对战时事务，回应了中央权威的渗透，因而形成了超稳定的组织治理体系。在抗战胜利结束后，云南商会在面对多重政治势力角逐的政治环境中，其生存空间和职能运作呈现出衰微的态势，而并未实现如沦陷区商会组织的有序整顿和重组。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商会组织的改造相对滞后，商业联合总会作为过渡组织，在工商联筹组之前着手进行接收改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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