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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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作者:林世选
出品人:
页数:268
译者:
出版时间:2009-4
价格:39.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802119062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国民素质
  • 素质教育
  • 国家认同
  • 文化自觉
  • 公民意识
  • 社会发展
  • 价值引领
  • 思想政治
  • 教育理论
  •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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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国民素质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国民素质研究》主要内容是:国民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国民素质是是在实践中养成的。在它养成的过程中,社会的制度、道德、教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个体的“知、情、信、意、行”五要素的均衡发展和有机循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社会实践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对包括人的素质在内的人学研究一直是思想家关注和探索的焦点,形成了形态各异、精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和理论体系。我国古代文化向来以研究人性见长,儒家提出了人性善和道德至上的主张;墨家提出了朴素的博爱、和平、互利、互惠的思想;道家提出返璞归真、无为而治的理念;法家提出“人性恶”和“道德无用论”的学说。我国近现代思想家对人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国民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的反思批判,梁启超提出了“鼓民力、启民智、新民德”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路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发出了以民主科学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国民性、以民主科学的知识提升国民的社会文化素质的呐喊。西方古代思想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理性主义的人性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社会人”的观点。西方中世纪的思想家创建了宗教人学,以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人及一切。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以人的本体论反对神的本体论,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人权拒斥神权。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人文主义思想。现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自我实现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人格理论、“存在人”的文化理论等。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现代人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民素质发展的重要思想。它包括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两个方面。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了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政治与业务相统一的国民素质基本标准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素质建设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四有”新人的国民素质培养目标、发展生产力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物质基础、发展教育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关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国民素质提高的直接途径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了紧扣时代主题,建构国民素质结构的新内容和新途径,以及国民素质提高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关系的重要论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国民素质体系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并将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国民素质提高的着力点的时代命题。

国民素质具有历史继承性和路径依赖性。传统国民素质既是现代国民素质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又是国民素质快速发展的包袱。我国传统国民素质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首先,身体素质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因为民族大融合而得到明显改善。其次,国民心理素质总体上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心态,但也存在个别时期的人性张扬和人格独立。最后,社会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和近代性因素的逐步出现。传统国民素质具有积极因子或现代特质,它们是重视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天人合一”思想,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至上”思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国家至上的整体观念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不同事物和平共处的“和合”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和“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积极人世精神等。同时传统国民素质也内生了主体意识缺失、以孝治国、整体和实用的思考模式、官本位意识、小农意识等消极因素。在新的时期,因应时代的需要,传统国民素质的积极因子要进行现代转换,消极因素要进行彻底改造。 国民素质发展受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影响。我国从农业到工业、计划到市场、封闭到开放、传统到现代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极大促进了国民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改善,但也带来了诸如体质上的亚健康、心理上的病态、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文化素质上的偏低、科学精神上的弱化、人文精神上的缺失等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国民素质还没有实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原因在于:一是国民健康意识淡漠,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型塑了国民的功利化、浮躁化、虚假化、粗俗化、迷茫化的心态;三是经济落后制约了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四是民主法制建设滞后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提升;五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弱化了道德的威力;六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协调威胁了国民的身体健康。

国民素质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是共生共长、互构互建的。首先,国民素质发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条件和保障。表现在:国民素质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条件,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前提,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是促进和谐社会生态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民素质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前提。表现在:政治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人与自然和谐为国民素质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国民素质发展目标是国民素质发展的核心。科学的国民素质发展目标应该是:首先,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其次,具有现代个性力、人格力、适应力、承受力、应激力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再次,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知识结构体系于一体的科技文化素质;第四,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法制观念、市场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效益意识、开放和世界意识、民族和爱国意识等集于一身的现代思想政治素质;第五,具有较强的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分析能力、运用特种技术的能力素质;第六,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文明礼貌、尊重他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团结邻里的家庭美德。最后,具有扎实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础文明素质。

途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途径有五个方面。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增强民主法治意识,完善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政治基础。再次,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文化道德基础。第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培养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生态基础。最后,树立完善人性、避免异化、增进福祉、公平正义的终身学习理念,建构由政府、社会、企业、学校、社区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终身学习体系,为国民素质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基础。

《文明的尺度:个体心智与社会形态的深度考察》 内容提要: 本书并非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亦非僵化的社会学理论手册。它是一次深入人类文明肌理的“显微镜式”探究,聚焦于一个被频繁提及却鲜有真正剖析的核心议题:个体心智的复杂性如何内化、塑造并最终决定了宏观社会形态的稳定、创新与演进轨迹。 作者以跨学科的广博视野,熔铸了心理学、神经科学、演化生物学、古典哲学乃至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洞察力,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人类心智在面对信息过载、道德困境与集体行动障碍时的内在运行机制。 全书结构严谨,分为“基础心智的构建”、“群体互动的张力”、“制度与认知的耦合”和“未来社会的应变”四个宏大板块,层层递进,旨在揭示文明得以延续和突破的深层驱动力,并审视那些潜藏在社会表象之下的脆弱性。 --- 第一部分:基础心智的构建:个体认知的生态位 本部分将“人”从社会角色中剥离出来,回归到其生物学与早期发展的基础层面。我们探讨的不是“国民”的概念,而是“公民的原型”——即一个在特定文化场域中被塑造的,拥有特定认知偏误和情感反应机制的个体。 1. 经验的过滤与叙事的建构: 详细剖析了人类如何通过认知捷径(Heuristics)来应对世界的海量信息。重点分析了“确认偏误”的神经生理学基础,以及这种偏误如何催生出个体对既有信念体系的极度忠诚。我们将引入“叙事同构原理”,解释为何看似不合逻辑的民间传说或集体记忆,能在漫长岁月中发挥比事实更强大的社会粘合作用。我们关注的是,个体如何通过“讲故事”来组织世界,而非“记录事实”。 2. 道德直觉的演化起源: 考察了道德判断的快速反应系统(System 1)与深思熟虑系统(System 2)的冲突与合作。不同于强调社会契约的传统伦理学,本书侧重于“互惠利他主义”在小群体中的演化优势,并分析当群体规模扩大到无法进行面对面互惠时,个体道德直觉如何失灵或被工具化。我们特别研究了“道德脱离感”(Moral Disengagement)在处理大规模冲突和不平等时的心理机制。 3. 情绪的社会化编码: 探讨了基础情绪(如恐惧、愤怒、羞耻)如何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不同的“社交价值”。例如,何种形式的“自豪感”是促进合作的,而何种形式的“优越感”则必然导致排他性。这部分深入到个人自我价值感的形成,以及这种价值感如何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持续确认。 --- 第二部分:群体互动的张力:从“我”到“我们”的认知鸿沟 个体心智的集合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群体互动产生了全新的、往往是反理性的涌现现象。本部分聚焦于群体动力学中的“认知腐蚀”过程。 1. 模仿与传染的边界: 详细分析了社会传染现象(Social Contagion),不仅限于信息传播,更包括行为模式和情绪状态的非理性扩散。我们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构建了“信念密度模型”,解释特定“非主流”思想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突破主流信息的阻碍,实现爆炸性增长。这里的关键在于“群体内认同的成本”——个体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维持其在群体中的“合规性”。 2. 意见极化的内生机制: 本章深入剖析了同质化群体如何通过“群体思维”(Groupthink)和“信息茧房”效应,不断加强自身的认知偏差。重点在于分析“极化阈值”:一个群体需要接收到多少反面信息,才能开始对自身立场产生微弱的动摇,以及何种外部冲击才能有效提高这个阈值。 3. 权威的心理依赖性: 考察了群体对权威的结构性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如何被不同的权力结构所利用。我们探讨了“符号性服从”——即个体服从的并非权威的实际能力,而是其所代表的“秩序承诺”。当秩序承诺出现裂痕时,群体内部的解体速度远超外部预警。 --- 第三部分:制度与认知的耦合:规则的内在阻力 社会制度、法律结构和公共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对个体心智固有缺陷的一种外部“补偿机制”。本部分关注这种补偿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1. 认知负荷与规则遵循: 探讨了法律和行政流程如何设计,以最小化个体在执行规则时所需的认知努力。当规则过于复杂、抽象或需要高强度的反直觉判断时,个体倾向于退化到最原始的、基于情感或身份认同的决策模式。我们分析了“解释的弹性空间”如何成为制度效能的黑洞。 2. 激励的非对称性: 研究了外部激励(如奖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修正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本书指出,对于那些与个体核心身份深度绑定的行为,纯粹的物质激励往往是无效的,甚至会产生“内在动机挤出效应”。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声誉系统”和“羞耻机制”在维持社会契约中的隐性作用。 3. 记忆的集体重写: 分析了历史记忆如何在代际传承中被“修剪”和“重塑”,以适应当前社会结构的需求。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认知防御机制,旨在维护当前社会形态的“合理性”叙事。我们考察了不同形式的“遗忘”策略在维持社会长期稳定中的必要性与潜在危险。 --- 第四部分:未来社会的应变:心智的适应性挑战 面对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个体心智的“旧硬件”将面临哪些不可预测的压力? 1. 知识的“代谢危机”: 随着信息爆炸,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并未等速提升,反而可能因过度选择而导致决策瘫痪。本部分关注“意义的稀释”——当所有信息都以同等权重呈现时,个体如何筛选出那些对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核心知识?这对教育体系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2. 长期主义的认知障碍: 深入探讨了人类心智对“遥远未来”事件的低敏感度问题。我们如何设计机制,使个体能够有效“感知”到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的后果,从而改变当下的行为?这涉及对“未来自我”的具身化感知重建。 3. 情感的跨文化导航: 随着全球交流的加深,个体必须频繁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与规范。本书探讨了“共情疲劳”的现象,即在持续的跨文化接触中,个体为保持和平可能采取的自我隔离或情感钝化的防御策略,以及这对建立真正的全球性合作可能构成的障碍。 结论: 本书最终指向一个审慎的结论:社会形态的优劣,最终归结于其成员心智的“带宽”与“带宽分配”策略。真正的社会进步,并非源于更精巧的法律条文或更强大的技术工具,而是对个体心智限制的深刻理解与有效引导。这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教育”、“治理”和“个体责任”的内涵,将目光投向构成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微小、却也最具决定性的单元——人类的思维模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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