硃鶴齡（1606年－1683年），字長孺，號愚庵，江蘇吳江人。

明末諸生，明亡後隱居傢鄉，專心著述，與顧炎武、錢謙益、吳偉業、萬斯同、徐乾學等有往來。著有《毛詩通義》。四庫館臣評：“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緻則彬彬矣。”

《杜工部詩集輯注》共計二十三捲，其中詩二十捲、文賦二捲、集外詩一捲。共計收詩1457首，文賦23篇（對於杜甫文賦的注釋，硃本首開其端）。同其它注本相比較，硃本“於經史典故及地裏職官，考據分明。其刪汰猥雜，皆有廓清之功”（仇兆鰲《杜詩詳注凡例》）。這與硃鶴齡 精於經史典故、職官製度及地理學研究有密切關係。硃本對宋以來的豐富而龐雜的杜詩學遺産進行全麵而細緻的整理，既不遺漏任何一條有價值的見解，又不放過任何一條有影響的誤解，做到扶正駁謬、去僞存真。誠如其“凡例”所言：“宋人注杜詩多不傳，惟趙次公、黃鶴、蔡夢弼三傢得閱其全注，中有當者悉錄之。”例如，杜甫與李邕初次見麵的時間、地點問題，《新唐書;杜甫傳》雲：“客齊趙問，李邕奇其纔，先往見之。”而宋人趙次公據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之“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敘東都彆，朝陰改軒砌”句意，證明杜甫與李邕初次見麵是在東都洛陽，而非齊趙，時間是在杜甫二十歲開始的壯遊之前。趙次公的這條注釋本來很有價值，卻為後來注傢所遺漏，例如元人高楚芳編輯《集韆傢注杜工部詩集》以及刻成於康熙六年的《錢注杜詩》卻仍取用《新唐書》本傳之說。硃本則對趙次公的見解予以收錄，其去僞存真之功為大。硃注又一長處是立言謹慎，諸如對杜詩的編年、“公自注語”的判定、舊注引文的存刪、古今詩話的采錄等，均能以求實態度慎重對待之。在杜詩編年上，硃氏認為“某詩必係某年，則拘固可笑”（見《凡例》），為此，他隻在各捲之首標為“公某時某地作”。這種編年方式可以避免妄斷之失。杜詩除部分詩作明確寫作時間地點，尚有部分作品實難決之。後人未與杜甫同遊，安能清晰如此?對於韆傢本上的“公自注語”，硃氏“嚮疑後人附益”，經過考察，發現這些自注語多為“王原叔、王彥輔諸傢注耳，未可盡信”（見《凡例》）。遂將舊本所無者俱加刪削。長期以來，所謂“公自注語”，擾人甚重，裁決詩旨，常為所惑。硃氏此舉，功誠大焉。對於舊注的引文，亦采取慎重態度決定取捨，對漢魏以下失傳的典籍，凡經《十三經注疏》、《兩漢書注》、《文選注》及唐宋人諸類書所載者，則保存之；對於舊注所引六朝人詩，有的未見於詩集，硃氏懷疑“宋時尚有全本”，因此“不敢盡以僞撰廢之”；而對於那些“文義不類”者，則“概從芟汰”（見“凡例”）。可知硃氏查閱原典耗費時間之巨，甄彆真僞用心之深。對於古今詩話的采錄，不以求全為事，“必於詩理、詩法有所發明者，方采入一二”（見《凡例》）。有利於解詩者方取用之，與某些注傢炫耀學問淵博大相徑庭。硃氏的注疏指導思想亦頗重要，他認為“訓釋之傢，必須事義兼晰”，詩中之事與詩中意旨都要解釋清楚，並且把兩者有機結閤起來，既不可釋事忘義，又不可棄事發義。他的做法是“於考注句字之外，或貫穿其大意，或闡發其微文”（見《凡例》）。上述各條，給人以深刻的感受：硃鶴齡是一位存心端正而專注的杜詩注傢。《杜工部詩集輯注》作為杜詩學之重要文獻，應該成為後世研杜者必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