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编辑：大时代歌姬） 陳源（1896年－1970年3月29日），字通伯，筆名西瀅，中國文學家，江蘇無錫人。

陳1921年留學英國，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次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1924年，陳在胡適的支持下與徐志摩、王世傑等共創《現代評論》雜誌，主編其中的《閒話》專欄。在此期間，陳源與魯迅結怨，二人爆發多次筆戰。

1929年，陳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1943年，陳赴倫敦，在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其間曾幫助李四光擺脫英國政府阻撓回國。1946年，陳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代表，常駐法國巴黎。

1965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外交代表團被迫回國。陳源遂以駐聯合國代表的名義奉命留守巴黎，後被法國警察強行架出，導致其當場心臟病發作而昏厥。1966年，陳源引咎辭職，後居住於倫敦，並於1970年因中風病逝於當地。

陳源之妻是女作家凌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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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遗骨被安葬到家乡无锡。1990年凌叔华在北京逝世遗骨也被送到无锡，与陈教授合葬。他们在英国住了40多年，还是叶落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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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麼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著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

（文字编辑：大时代歌姬） 《西滢闲话》是陈源通伯先生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理智的态度在那燥热失控的年代，不被人时人理解，被后人歪曲。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不同，他的态度带有某种超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他直述人民光喊打呀打呀却没一个敢上前，他讽刺左翼的虚伪（《报娘恩》）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实在超前。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不易实现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知音难觅。

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他每每一笔道出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这也是过度前期的中国给人的无可奈何。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著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从容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时耶？运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梁实秋先生称赞他那“费厄泼赖”的精神和宽宏之举。而鲁迅到死“一个也不宽恕”的做法，实在累人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