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湖南凤凰县人，1924年7月9日出生。受过小说至初中二年的教育。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美术学院教授。

写过诗、杂文、小说、剧本。

出版过画册、诗集、杂文集、木刻画集。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开过个人画展。

《黄永玉大画水浒》：艺术大家黄永玉以独特的水墨画形式画了142个水浒人物，配以另类的文字对水浒人物表达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可以说是怪生笔端，人物的形、神、貌、相各异。这部《大画水浒》堪称经典。

他用这种奇特的方式重新解说水浒人物，颠覆、解构、夸张、变形，把一部古典名著如此“大画”一番，令人捧腹之余，又有深深的爱和深深的憎。

“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原本从1960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二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二千多张卡片也丢了，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啊！”他说。

木刻没有，幸好这部书留下了。

我画“水浒”

黄永玉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画家、学者，素有“艺术老顽童”之称的黄永玉先生，大家欢迎。

我这有本黄先生新出的书《黄永玉大画水浒》，里边有142幅图，画了142个水浒人物。黄先生用漫画和妙语的方式对水浒人物表达出自己的独特理解。可以说是怪生笔端，人物的形、神、貌、相各异。开篇第一页黄先生有这样一句感慨：“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原本从1960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啊!”木刻没有，但是这本《大画水浒》留下来了。今天请黄先生来就是向大家讲一讲他是如何大画水浒人物的。我们表示欢迎。

黄：我一上台就紧张，跟朋友聊天，边喝茶边侃，聊上五六个钟头是可以的，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我的联想力就没有了，幸好是坐着，要是站起来就更糟糕，所以我总是要先写个稿子。写稿子并不是代表我不会说话，如果问起我，我一定侃侃而谈，但要我自己来谈就一塌糊涂了。

“上场慌”是我根深蒂固的一个毛病。画“水浒”有什么了不起，那只不过是动手而已，但动口就不行了。所以只能讲……一些我自己画“水浒”的一些经历和有兴趣的东西。

在座的有很多“水浒”方面的权威，因为“水浒”的权威类型是各种各样的，念过的那些书有关于“水浒”的生活、 “水浒”的故事、“水浒”的武器，我在这儿谈“水浒”就是班门弄斧了。聊“水浒”也不是开玩笑的事，专家这么多，尤其在北京城，光靠胆子大、脸皮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画“水浒”是我的一个兴趣，如果在三四十年前说我这话，恐怕就要倒霉了。因为你凭兴趣搞创作是不行的。实际上，我这一辈子从事美术这一行当都是因为我对美术有兴趣。 “文革”时有位老先生在斗争会上批判我，说：“黄某人画画完全凭兴趣出发。”虽然当时我正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但心里也不免忖度他：“你这个老狗子要是平时对我这么说我一定请你撮一顿，一个人要是做一件事如果不是从兴趣出发，难道要从悲哀出发、从伤心出发、从愤怒出发、从失望出发吗?”做任何事都是要有激情、有兴趣的。我这个人就是从兴趣出发，工作起来像踢足球一样。如果有人问踢足球的人： “你累不累?”“当然累。”但踢的时候谁又想到累的问题呢?踢完了累得半死，问下次还踢不踢，回答仍然很肯定，“当然踢了，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我在“四人帮”垮台后，在毛泽东纪念堂画了一幅大画，27米长9米高，就是纪念堂毛主席坐像背后的那一幅。画完后拿到烟台用毛线织出来，做完这个工作后很多人对我感到有兴趣了，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有位记者来采访我时问道：“你在画这张画时，心里在想什么?”我说：“已经画了八十多天了，天天画，就想能早一点儿完成它。”他说：“不不不，你画的时候想什么?”我知道他心里想让我说：“我一边画一边想毛主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想一边工作，哪有这种创作方式呢，这会影响工作的。我就说：“很累，很忙，希望早点儿完成任务。东想西想一定要分心，我就是对这件事有兴趣，愿意把这幅画画好。这其实是个开心的过程，谁还顺得上想谁呢?再说这也不合常情，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去想什么任务，想什么神圣的东四。”

总之，兴趣是很重要的，谁都不会一天到晚在某种伟大的意义中过日子，都是在很具体的工作里过日子。

中国的说部里“水浒”是最大的，不分老少都能琢磨到它的妙处，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都是大家熟悉的，当然比我们身边的东西更精彩、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