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枋斋学术论集》是作者自1980年以来所撰论文的选集，共收论文27篇，计60余万字。内容涉及古音学、古文字学、文献学、避讳学、敦煌学，以及清代学术与道教等。其中多篇文章曾获得各种奖项。

作者平生最服膺清代学术，故二十余年来一直以“实事求是”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宗旨，以研读《正续清经解》作为自己学术的立身之本；但同时又极其重视新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论集》所收文章，不仅体现出作者“文不苟作”、“言必有据”的学术信条，也展现出作者在语言学、经学、古文献学诸领域中所臻深度与其掌握、运用古文献的能力。

作者研究上古音，向持古方音的观点，在继承前人考据方法的同时，将经过整理的语音材料置于先秦两汉的历史环境中，充分考虑民族迁徙，地理沿革，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兴衰，经学传承，习俗制度因仍，文学文体发展等因素，进行综合的、历史的研究。《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等文章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整理和利用传世与出土文献所作。尤其是将《周礼》、《仪礼》、《礼记》中的汉读、异文用现代音韵学原理作全面、彻底的清查整理，为清儒所未及做。由于方法的独特及论述的深入、细致和全面，已在音韵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并获得上海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6~1997年)论文一等奖，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诸文中所论证的关于形声字的方音性和层次性，随着近年出土简牍文字的不断公布，已越来越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

六篇有关避讳的文章是作者在占有几万张避讳资料卡的基础上所撰写的。《先秦讳礼析论》综合分析汉唐注疏、《通志堂经解》和《正续清经解》中所有有关三礼论说，用事实对众说纷纭的十七条讳礼予以考订，并作出简明的界定。《先秦名字、爵号、谥号、庙号与避讳略论》不仅对姬周以来名字关系及起源予以发覆，还就古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殷商庙号单双日干——用先秦丧葬礼制中的卜葬、虞祭、庙等节仪来阐述，揭示出庙号取义于庙日日干的真实含义，从而使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了一个既符合古代礼制，又名实相符的解释。避讳从遥远的习俗渐至形成严格的礼制后，不仅对汉语，更在汉字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避讳与古音研究》、《唐五代字韵书所反映的唐代避讳与字形》二文深刻揭示了这种印记，对嫌讳、同音避讳的声韵关系、对字韵书所反映的避讳字形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先秦动态称谓发覆》则是通过对卜辞、铭文及大量传世文献中动态称谓的勾稽整理，揭示出上可名下，下不可名上的称谓等级制，充分证明避讳礼制在先秦社会中施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利用避讳字对残卷进行考释的《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对学界认定的写本年代作出修正，因论证严密，其结论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尹湾汉简神乌傅笺释》是对简牍字形、词义、用韵以及故事情节的考释，《东汉肥致碑考释》则是对汉碑史实的勾稽，这对民间短赋的流传和早期道教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斯坦因黑城所获单疏本春秋正义残页考释与复原》、《黑城文书辽希麟音义残页考释与复原》二文，对现今已佚的宋、辽刻本进行残卷复原，使学界能够目睹当时的刻本原貌。《经典释文单刊单行考略》稽核七十余种宋元以来公私书目中有关著录，证明了该书自宋初起就是以单刻的形式流传的，今所存三十卷本是南宋合刻本，已非宋初原貌。这些结论在敦煌吐鲁番研究领域和版刻史上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有清一代的学术以经学为主，清代的经学著作精华大多保存在阮元、王先谦所编的正续《清经解》中，《正续清经解编纂考》便是对这两部经学丛书之编纂、流传、版本以及作者、内容等第一次全面的考证和梳理。《段玉裁诗经小学研究》将该书在段氏一生中的作用、在清代《诗经》学中的价值作了定位，对三十卷原本和臧庸删节四卷本的来龙去脉作了明晰的分理。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杜预《春秋释例》不无漏略，《春秋释例谥法篇辑说》从《大典》卷一三三四五“谥”字下辑得该书《谥法篇》34谥字计49条，并对《释例·谥法篇》原貌及与各家谥法之关系进行探讨。《［美］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对美国著名学者柯蔚南先生的古音学名著《东汉音注手册》中三礼部分的错讹与漏略进行匡正补充，共得505条。

《黄庭经》是道教著作的经典，《论集》所收有关的三篇文章，将该道经从文献学、语言学、书法史等角度作了全面的考订。《三国志裴注引书考略》纠正了前人考证裴注引书的数目，《唐陆善经行历索隐》将这位不列于史传的重要学者的行历进行勾稽并为立传，《官奴考辨》则指明王献之之所以被称为官奴是因为乖奴(犹今称乖囡)的音讹。《桃符风俗源流考》犹如一部桃符风俗小史，从起源、内涵、张挂日期、历代形制一直到春联的产生，都作了深入、细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