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於１９５７年。１９８３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同年秋，考取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研究所出國預備生，曾先後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實習記者、編輯業務共一年。１９８４年７月赴法留學。翌年，獲法國波爾多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碩士，並轉至巴黎法律、經濟和社會科學大學法蘭西新聞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現任《中國廣播影視》雜誌特約記者。

《西方大眾傳播學》為其學術處女作。

●前言

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這一概念於本世紀四十年代前後開始流行於西方，但進入中國大陸卻是很晚的事了。根據現有的資料，１９７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２年１月，加拿大薩斯卡通大學教授斯達司DallasW.Smy the訪華期間，在會晤北京大學校長時，贈以自己的論文<大眾傳播與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經驗>MassCommunicationandCulturalRevolution：TheExperienceofChina，北大校長後將這篇論文轉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並在文章前附言介紹（其中，將“masscommunication”一詞譯作“大規模交通”），這也許就是“大眾傳播”進入中國大陸之肇始。

１９７４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漢詞典有關詞條，對大眾傳播及其媒介作了如是解釋：有廣泛影響的宣傳工具（指報紙、廣播、電視等）。在引用的例句中，又將“media”譯作“報紙、電視和廣播記者”。顯而易見，以當時的認識，把大眾傳播等同於大眾傳播媒介，亦等同於傳播者。

中國大陸對大眾傳播學之研究，則是在“文革”結束以後才開始的。起初是譯介國外的研究成果與動態。後漸漸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研究。隨著研究的發展和大眾傳媒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大眾傳播媒介”一語也逐漸為社會各階層接受並使用。

系統地介紹西方大眾傳播研究，不僅能為中國發展傳播學研究提供借鑒，亦有助於全面地認識大眾傳播活動及其規律，使之更好地服務於社會和公眾。本書寫作意圖蓋出於此。

在西方大眾傳播研究中，“大眾傳播”與“大眾傳媒”之間也非涇渭分明，經常相互混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二者間的密切關係不僅同社會科學的思維邏輯不相符合，同時還涉及“大眾”概念引起的否定態度（“大眾”一詞直接同價值判斷有關）；另一方面，則由於大多數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研究趣向定義“大眾傳播”。較常見的“大眾傳播”定義有：

─以廣大的對象構架及某些傳送手段能使訊息同時觸及該構架的所有人為特徵，有別於其他傳播方式之傳通（弗里德曼〔E.Freidman〕）；

─以其對象廣而匿名，在某一時間內公開傳送的訊息能抵達大多數人，傳送的訊息稍縱即逝，傳播者是

一複雜組織等為特徵的傳通行為（賴特〔C.R.Wright〕）；─借助於集體傳送技術手段，大量傳播與社會不同層次的眾多個人和團體相接近的內容之傳通（西爾伯曼〔A.Silbermann〕；

─以不同的、匿名的受眾為對象的新聞手段之組合，其目標之一是受眾的增加（薩姆夫．休格斯〔J.SumpfandM.Hugues〕）；

─少數傳播者對多數受者的聯繫型式體系（普爾〔IthieldeSolaPool〕；

─報業、廣播、電視、電影等的系列組合，新聞、行政、行動通過這一組合作用於輿論（卡維利埃〔A.Cavillier〕）；

─與技術過程有關的，將傳播內容、傳播者和受眾混合的過程（查內〔D.Chaney〕）。

筆者比較傾向於杰諾維茨（M.Janwitz）的定義：

大眾傳播由一些機構和技術所構成，專業化群體憑藉這些機構和技術，通過報刊、廣播、電影等手段向為數眾多的、各不相同又分佈廣泛的受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