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島佑子

1969年開始以筆名津島佑子投稿《三田文學》，1972年與1973年以〈孕狐〉與〈瓶中的孩子〉入圍第67回以及第69回芥川賞候選作品之後，連續囊括日本文壇具代表性的多項文學獎。

1991年2月參加反對波斯灣戰爭文學者集會，8月參加文學者與科學家共同國際會議，針對日本文學一直以來抹煞艾努口傳文藝的問題發表演說。同年9月赴法國，在巴黎大學東洋語言文化研究所(INALCO)碩士課程講授日本近代文學。

2001年起組成作家團訪問韓國、日本等地作家進行交流。2003年發表《奈良報告》，2004年該作品獲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賞、紫式部文學賞。2005年11月擔任台日作家團團長，率領作家松浦理英子、中澤惠以及星野智幸等參加台灣東吳大學作家研討會，並與台灣作家朱天心、舞鶴、夏曼．藍波安等進行交流。2008年發表以1930年代台灣為背景的小說《太過野蠻的》。

目前正執筆講談社創社百年紀念作品，內容取材自中亞吉爾吉斯的英雄敘事詩傳說。

走出文豪父親太宰治光環的小說家津島佑子

寫出日本與台灣殖民關係的小說

殖民地的日本人就像是無根的浮萍，乍看自由，其實過著瀕臨窒息的漂泊生活。

殖民地的人民宛若柔弱的少女，被來自外部如野獸般的男性所蹂躪？

霧社事件過後三年，終於找到莫那魯道化為白骨的遺體。在此新聞被大肆報導期間的某一天，與丈夫明彥相依為命來到台灣的美世，夢見年幼的自己與父親一起走在山裡：「相當熟悉的父親背影」，但突然響起槍聲，啊，對了，或許這是莫那魯道，美世這麼想著。因為這裡是台灣的山林嘛。美世對於與明彥在台灣的生活感到彷彿「喪失了自己的領土」般窮途末路；夢中已化作白骨的莫那遺體，就像是過世的父親為了安慰、鼓勵女兒美世而再次出現在眼前……

小說的主人公日本女性莉莉 / 茉莉子，透過七十年前的書信與日記，與一九三○年代旅居殖民地台灣台北、同樣經歷喪子之痛的阿姨美霞 / 美世產生連結；作者以台灣原住民動植物傳說編織篩網，重新捕捉霧社事件與當時日本人的殖民地生活面貌，並藉由兩位女性喪子、失婚的生命經驗，描繪統治者加諸殖民地人民、男性加諸女性的「太過野蠻的」行徑。

本書自二○○五年動筆，至二○○八年完成。津島佑子親赴台灣取材探查，對考據巨細靡遺，從植物、昆蟲到台灣新舊地名與地理位置，一一細心記錄。以過去與現在、現實與夢境交錯的敘事手法，探討三○年代日本人以什麼樣的意識生活在殖民地，呈現出家庭、性愛與殖民統治無法切割的複雜交疊。非「家國」視點的女性個人生命史書寫更為傳真，讓人動容。「如果不知道他們是如何以支配者的身分生活在當時的殖民地，身在戰後的我們也無法理解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悲劇。」

小說的目的並不在譴責日本殖民地主義過去的醜惡。不論美霞或是莉莉，還是在旅館所結識的台灣人楊先生，都擁有著因為無法拯救自己的孩子，而「讓他（她）死去」的共同體驗與記憶。他們一邊背負著無法承受的記憶，同時從目前的意識中將之消解。「如果不能疏離記憶和意識，我們就無法活下去。」

關於《太過野蠻的》

對原始母系社會的幻想動搖了男性中心的民族國家框架，以殖民地台灣為舞台的《太過野蠻的》中，對於國家暴力，對於殖民地、台灣原住民所行使的男性原理與男性加諸女性的男性原理，事實上是同理可證的共犯關係，有極為巧妙的結合式呈現。而這也是作品中為何當女主人公美霞在身心面臨崩潰的臨界點時，莫那魯道的聲音與幻影便無時不刻的出沒。作者也指出E.M.佛斯特的《印度之旅》對於自己書寫這個作品時有極大的啟發，也就是「性」與「殖民地」二者的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個作品的主題結合了「霧社事件」與殖民者女性的視點，時而平行時而交錯的描寫手法，與戰後觸及「霧社事件」的日本小說多以「政治正確」的反省筆觸大不相同，也可說是現代日本文學在戰後重新編織殖民地台灣記憶的全新呈現。作者本身對於「霧社事件」的描寫目的強調絕非是「事件報告的書寫以及正確地還原事件原貌」，而是試圖理解這樣的慘劇是遭受如何的國家（男性中心）暴力壓迫下才產生的緣由。

這個作品在津島文學中另一個象徵意義是──男性形象的變化。作品中登場的台灣人男性楊先生背負著曾經失去妻子、孩子的傷痛，不僅對後來非親生的女兒視為己出，也讓另一位女主人公莉莉自然的敞開心胸，對他訴說自己的喪子之痛，而這是津島文學當中從未出現過的父親角色。至此，我們可見津島文學當中父親太宰治的亡靈在經過歲月的淨化除魅下，已經逐漸遠去，對父親拋棄襁褓時期的自己轉身離去的怨氣，在這作品當中已經有了和緩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