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內容簡介：關於澳門問題的學術研究，近幾年來發展速度極快，80年代初還幾乎是一片荒蕪，而至90年代則已呈百花爭妍之態。數年前，澳門的朋友提齣“澳門學”這一概念。“澳門學”提齣後，贊成者不少，異議者有之。異議之一，稱“澳門學”概念不確，不如稱“澳門文化”或“澳門曆史文化研究”，含義廣而概念明確。異議之二過去，凡以“××學”命名的區域性研究，多是研究者對異國或異域的稱謂，如西方早期所謂之“漢學”和“東方學”，多少帶有一些殖民主義色彩，澳門學的提齣似乎也會帶有這類嫌疑。異議之三，此時提“澳門學”恐怕為時尚早，建立澳門學的條件尚未成熟。

先談第一個問題，澳門學的概念。這裏關鍵是這個“學”字，這裏的“學”不是指一般的知識學問，而是指一種學術分類或一定的科學領域，也就是說，這個“學”字是指學科而言。前麵又冠以“澳門”二字，那就限定瞭這隻是一門專門研究澳門問題的區域性學科。既然是區域性學科，那發生和存在於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均應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這一概念是十分清楚明晰的。是否稱“澳門學”不如稱“澳門文化”或“澳門曆史文化研究”含義廣而概念明確呢？現在國內很多區域研究概以“文化”稱之，如齊文化、吳文化、楚文化、蜀文化、嶺南文化等。愚意以為，“文化”一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文化”是指“人類對自然界進行的物質的或精神的加工。自然界包括人自身，以人為主對自然界進行加工的都屬於文化”（金剋木語）。狹義“文化”則專指人類對自然界的精神加工。即以“人文進化論”者言之，“文而化之”多停留在人文層麵上。若以“澳門文化”命名，容易使我們對澳門的研究局限於狹義“文化”的範疇之內，那與“文化”平行的政治、經濟、社會又置於何處呢？澳門之刑事犯罪、慈善工作、垃圾焚化則亦當摒棄於外瞭。而“澳門學”可以涵蓋所有澳門問題研究。唯此一詞，可以較為準確地錶述研究澳門的韆景萬象。

第二種意見可能在上一輩學者中較多。基於以往的曆史，在“漢學”與“東方學”由西方學者提齣及付諸實踐的早期，確有協助推行殖民主義國傢東進政策之事實，其早期研究成果亦多帶有歧視中國的殖民主義色彩。這種對以往事實的認同，造成瞭部分老一代學者的成見。好像今天再提“澳門學”這一類詞時，就一定有殖民主義色彩之嫌，而澳門本身又是葡萄牙殖民統治之地，稱“澳門學”則殖民主義色彩之嫌更重，似乎“澳門學”隻能是外國研究者的稱謂，而中國學者稱“澳門學”則大不應該。其實“學”本身既不帶民族性亦不帶階級性，對澳門的研究既不隻限於中國人亦不隻限於外國人，任何冠以“××學”的區域研究，既可以異域人研究，也可以本域人研究。過去的漢學、藏學、濛古學都是外國人對中國的研究，今天則被我國學者認同。颱

灣今天仍有“漢學研究”的雜誌，日本亦有“東方學”的研究雜誌，均未因是西方學者提齣，早期確有殖民主義色彩而廢此名。更何況，學科建設本身就是發展的，決非一成不變，需要不斷創新。過去以“××學”命名的區域研究，許多是對異域的研究，多帶有殖民主義色彩，難道我們今天就不可發展成既有異域人參加也有本域人參加的研究嗎？同時藉以徹底清掃這些區域研究中的殖民主義色彩，豈不更是好事？“澳門學”的建立亦確有這雙層的意義。

言條件不成熟者，理由最充分，實有顧慮之必要。粉碎“四人幫”後，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學術界錶現非常活躍。十幾年來，各種新學科的提齣與建立如雨後春筍，這是褒義提法；如稍一貶之，更似過江之鯽，熙熙攘攘，熱鬧非常。新學科提得太多，則必有濫者，故很多根本不具備建立新學科條件的研究項目紛

紛登場，戴上瞭××學的帽子，張揚其勢，引起學界許多反感。

不能因為過去新學科的提齣有過濫現象就不敢再提議建立新學科，建立“澳門學”，關鍵是看其條件是否具備。那麼，建立“澳門學”需要哪些條件呢？我不想在“澳門學”的定義上作繁瑣考證。隻想從以往新學科的建立來看“澳門學”建立的條件。研究《紅樓夢》，後發展成為著名的“紅學”，而研究《聊齋誌異》、《封神演義》卻沒有發展成為“聊學”、“封學”。研究敦煌，後發展成為顯赫一時的“敦煌學”，而研究“大慶”、“大寨”卻沒有成為“大慶學”、“大寨學”。為什麼？關鍵是兩個方麵：一是被研究對象的內涵量，二是研究者隊伍的數量和質量。如果被研究對象可供研究的內涵量很大，而對這一對象感興趣的研究者又具有一定的數量和質量，我想，這個“學”大概就可以建構起來。當然，具體到一個新學科的建立，還應有許多其他方麵的條件，但其他條件應都是操作層麵上的。一門新學科的建構，其核心條件，即為上述兩方麵的“量”。

“澳門學”的建立就上述兩個方麵的條件而論應該說是具備的。先談澳門學的內涵量。如果從地域麵積來講，澳門僅有二十幾平方公裏的土地，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塊小小的土地，卻在四百多年前成為聯結東西方文化的一座橋樑，直接或間接對東西方近代曆史産生重大的影響。四百餘年來，這一小小半島與世界上最主要的國傢幾乎都發生過關係，不僅形成悠久燦爛、獨具特色的曆史文化，其整體經濟發展速度亦曾被稱之為“亞洲第五條小龍”。袖珍型的土地，國際化的城市，其中有多少奧秘，有多少課題需要我們去發掘、探索、研究、總結，其可供研究之內涵無法估量。以研究澳門曆史為例，四百餘年來澳門政治體製的發展演變，中葡兩國對澳門行使的司法權，澳門經濟的興衰，澳門城市建設的發展過程，中葡關係，澳門與日本、與菲律賓、與印

度、與越南、與泰國、與印尼、與巴西、與英國、與荷蘭及粵港的關係等均是極為重要的課題，既有研究價值，亦具可供研究的基礎。在曆史研究中，澳門的檔案即是一座窮數十年之力亦難以開采罄盡的賓山。以檔案存積的數量而論，完全可以和著名的“敦煌學”中的敦煌經捲媲美。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敦煌經捲共六萬餘件，散布於世界各地，其內容涵蓋曆史、地理、宗教、文學、語言、藝術、科技等各方麵。而有關澳門的文獻檔案全世界共有多大的量，恐怕至今仍無法統計清楚，僅葡萄牙海外曆史檔案館整理齣來1630——1833年的葡文檔案就有十萬份，1833———1974年所藏檔案亦不少於前者。葡文檔案，在葡萄牙還被東波塔檔案館、裏斯本公共圖書館、裏斯本科學院圖書館、裏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外交部曆史檔案館、儒達公共圖書館、埃武臘公共圖書館收藏，在澳門則有市政廳圖書館、賈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門主教堂、各教區教堂及一部分葡文中學和老牌中學收藏。中文檔案，澳門何東圖書館，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北京第一曆史檔案館、颱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檔案室均有收藏。至於荷蘭海牙、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梵蒂岡、印度、泰國、日本、菲律賓、西班牙、意大利、越南、巴西等國都有各種文字的檔案收藏，其內容亦涵蓋曆史、地理、宗教、文學、藝術、教育、經濟、法律、科技等方麵，其中絕大部分材料尚未被人利用，其可供研究的價值無法估量。其中所錶現的問題，我相信有許多會填補16——19世紀中國史及世界史研究之空白。

澳門學可供研究的範圍決非僅是曆史。澳門宗教亦是一涵量極大的研究課題。澳門舊有“東方梵蒂岡”之稱。天主教從1552年沙勿略死於上川始，緊接著登陸澳門，先後有二十多個國傢的傳教士在這裏活動，僅中國明清最盛時有三十萬人入教。在澳門又翻譯齣版瞭大量的基督教經典。爾後，基督新教又在澳門傳播，並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後轉移至香港發展，也給我們留下瞭豐富的可供研究的資料。澳門宗教可供研究者，除天主教、新教外，還有佛教、道教及澳門的民間信仰，雖然沒有留下較多的文獻，但其文物碑誌及實物資料不少。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巴哈伊教、摩門教、白頭教等雖影響較小，但亦有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