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學曆計經過傢塾、中西小學堂、啓濛學堂、順天中學，至1911年中學畢業而止，其後皆自學。畢業後即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又任《民國報》記者。1917—192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其後緻力於社會運動，先後參加河南村治學院工作(1929)，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1931)。抗日戰爭期間，奔走國事，為謀求國共兩黨團結抗日，1940年參與發起中國民主同盟，隨後赴香港創辦《光明報》。1946年作為民盟代錶，參加舊政協(重慶)，參預國共和談。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常委等。主要著作計有：《印度哲學概論》(1919)、《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鄉村建設理論》(1936)、《朝話》(1936)、《中國文化要義》(1949)、《人心與人生》(1984)、《東方學術概觀》(文集，1986)、《我的努力與反省》(文集，1987)、《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傢解說》(1988)等。

我這書於民國十年鞦間齣版後，不久便有幾處頗知自悔。所以於十一年付三版時曾為自序一篇特緻聲明。其後所悔更多，不隻是於某處某處曉得有錯誤，而是覺悟得根本有一種不對。於是在十五年春間即函請商務印書館停版不印。所以近兩三年來外間久已覓不到此書瞭。

這書的思想差不多是歸宗儒傢，所以其中關於儒傢的說明自屬重要；而後來彆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麵為多。總說起來，大概不外兩個根本點：一是當時所根據以解釋儒傢思想的心理學見解錯誤；一是當時解釋儒傢的話沒有方法，或雲方法錯誤。

大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傢都必有他所據為基礎的一種心理學。所有他在倫理學上的思想主張無非從他對於人類心理抱如是見解而來。而我在此書中談到儒傢思想，尤其喜用現在心理學的話為之解釋。自今看去，卻大半都錯瞭。蓋當時於儒傢的人類心理觀實未曾認得清，便雜取濫引現在一般的心理學作依據，而不以為非；殊不知其適為根本不相容的兩樣東西。至於所引各派心理學，彼此脈路各異，亦殊不可並為一談；則又錯誤中的錯誤瞭。十二年以後始於此有悟，知非批評現在的心理學，而闡明儒傢的人類心理觀，不能談儒傢的人生思想。十三四五年積漸有悟，乃一麵將這書停版，一麵擬寫成《人心與人生》一書；欲待《人心與人生》齣版再將這書復版。因為這書所病非是零星差誤，要改訂直無從下手，隻能兩書同時齣版，以後作救正前作。

其他一點根本不對的，所謂解釋儒傢的話沒有方法，其覺悟更早於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序文所雲“……我當時所懷抱‘格物’的解釋亦同許多前人一樣，以自己預有的一點意思裝入‘格物’一名詞之下……”便是。大凡一種為人崇奉的古書，類如宗教中的經典或有其同等權威者，其注解訓釋都是歧異紛亂不過。不惟是種種不同，直是互相違反，茫無憑準。這一麵由古人不可復起，古時社會一切事實背影不復存在，凡其立言之由，齣語所指，均不易確定；或且中經作僞篡亂，錯簡訛奪，一切文字上待考證校訂處，益滋紛淆；而一麵由後人各就己意發揮，漫無方法準則，有意地或無意地附會牽和，委麯失真。仿佛聽說有人考過《大學》格物的解釋古今有幾百種不同。試問若此，我們將何從置信？所以除史實上文字上應亟作考證校理功夫外，最要緊的便是大傢相戒莫再隨意講，而試著謀一個講解的方法以為準則。庶幾不緻於無從置信的幾百種說外又添多一種；而糊塗有清明之望。我深自覺在這本書中所為儒傢的講說沒有方法，實無以彆於前人。因有《孔學繹旨》之作，期望著有點新的成功；曾於十二年至十三年間為北大哲學係講過一個大概。所有這書中講的不妥處亦是預備以新作來救正。

卻不謂十五年以來，心思之用又彆有在，兩種新作到今十八年瞭，俱未得完成。而由近年心思所結成的《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卻將次寫定齣版。是書觀察中國民族之前途以中國人與西洋人之不同為主眼，而所謂中西之不同，全本乎這本書人生態度不同之說，所以兩書可算相銜接的。因此，這本書現在有復版的必要。我嘗於自己所見甚的，不免自贊自許的時候，有兩句話說：“百世以俟，不易吾言。”這本書中關於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失，而大端已立，後之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即上麵之所謂根本不對的，其實亦自經過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無謂。不過《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既未得一同齣版，隻好先以此序敘明年來悔悟改作之意，俾讀者知所注意而有彆擇；是亦不得已之一法。改作的內容新義，未獲在這裏嚮讀者請教。實是有歉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