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並吸收瞭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實證分析和數量分析為工具，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的“地主經濟”“農民經濟”以及“商品經濟”進行瞭專題性研究。本書通過挖掘史料，尋求內在聯係，進行案例分析，將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微觀行為結閤在一起，得齣許多不落俗套的結論，是該研究領域的一部上乘之作。

新中國成立後，我一直在國傢經濟機關工作。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纔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當時著名經濟學傢許滌新、吳承明正在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我參加瞭該書第一捲《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編寫，主要對農産品加工、采礦、運輸等若乾行業中生産關係的發展變化，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遲緩等問題進行研究，先後曆時5年。

　　從1984年起，我與經君健教授、魏金玉教授共同主編《清代經濟史》，並參加瞭此書的編寫。著重研究瞭農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些問題，諸如農民的經營獨立性、農民的生産模式及其再生産、農産品和傢庭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産與流通以及農民的消費等問題。這部著作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科研課題《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的組成部分，後來以《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捲》的書名，作為國傢“九五”重點圖書齣版。從“七五”延至“九五”，時間或許長瞭一點。但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清代，社會經濟關係日益紛繁，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日益錯綜復雜，而文獻資料更是浩如煙海。要在充分收集資料、認真做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一部近二百萬字的曆史著作，沒有一定的時間就難以保證有一定的質量，急就章往往是不成功的。

　　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完整連續的自然曆史過程。斷代研究雖然有利於深入發掘史料，探明史實，但終究使人有人為割裂之感。因此在1998年《清代經濟史》定稿之後，便遵照太史公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主張，做一點理清中國封建經濟發展脈絡的工作。1998年，我發錶《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經營獨立性》的文章，實際是開始做這方麵的嘗試。以後又對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階段、地主製經濟、封建租賦與商品經濟的關係、封建土地市場等問題，做瞭一些研究。如有餘勇可賈，這仍是我今後努力的方嚮。

　　這部《中國封建經濟論稿》就是這些年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收錄瞭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作品。我所在的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史研究中心。在嚴中平、吳承明、汪敬虞等大師的主持下，經過多年努力，在研究工作上形成瞭自己的風格。他們要求：要重視馬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指導，也要重視吸收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作為經濟分析的工具，要重視實證分析，重視數量分析，重視專題研究，更要重視創新。這些都集中體現在嚴中平先生的一句名言之中：治學要有新材料、新問題、新觀點、新方法，切忌“炒剩飯”。我半路齣傢，難副所求，但從這些論文中，也可以看到我在這方麵所做的努力和所能達到的研究水平。

　　從上世紀50年代起，我就在吳承明先生領導下工作，經常有經濟理論的學習與探討，耳濡目染，獲益良多，我的一些論文也吸取瞭他點鐵成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