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具有启蒙运动思想的画家。他受父亲艺术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从小就产生了对艺术的酷爱。但不幸的是，在他六岁时，父亲生病去世了，母亲又改嫁，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产生了“永远孤独的命运感”。

他所生长的城市巴黎，当时是文化艺术的中心，各国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来此相聚，艺术气氛相当浓厚。诗人在这种气氛中生活、成长，逐渐形成了对艺术的敏感，也认识了这座五光十色、放荡不羁的城市。十七、八岁时，他经常在拉丁区的诗人画家中作客为朋，变成一个极端的

浪漫派。后来，他又决定到印度去旅行，不料这位思想豪放的文学青年却在远渡重洋途中怀念起家乡来。于是，他停下脚步，逗留在印度洋中当时法国的殖民地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上。这南国明媚的阳光和葱郁诱人的景色也未能把诗人多留一些时候，不久，他便匆匆地赶回了巴黎。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旅行，虽然旅途中外界景物并没有引起他很大的兴趣，然而却极大地丰富了他内心的感受。所以，我们不难在他作品中读到许多描写海洋、阳光和异国情调的主题。

《巴黎的忧郁》内容简介：在这本散文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肮脏、畸形的现实社会所进行的淋漓尽致、疾恶如仇的讽刺和挖苦，对传统、腐朽的世俗习气的无情鞭打和猛烈抨击；也可以读到诗人对美的向往和所作的引人入胜的描绘；还可以嗅到诗人某些寓意深刻但又难以捉摸的纤细的思绪。当然，有些“奇篇怪章”使人不大好懂，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脱的种种矛盾在作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精神危机以至病态心理。而总的来说，这本散文诗和《恶之花》一样，是有它独特的社会意义的。

在艺术上，这部散文诗集也如同《恶之花》一样，体现着诗人的新的审美观点，即美的典范是包含有消极面的。他认为，“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律节奏就使人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所以，诗人便尽情地歌颂“孤独”，“昏暗”；歌颂那些“狗”，那些“浑身泥巴、满身虱子的狗”；用大量的笔墨，极度的同情去表现一位穷困潦倒的卖艺老人。并且诗人还十分喜欢死亡般静寂的午夜……正象我们从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撞钟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诗人努力地把消极的处境化为“美”，从“丑恶”（病）中寻找美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中的超度浪漫，也可以说成是现实中的更加现实。在某些人的眼里看来，诗人是疯疯癫癫的；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疯疯癫癫的嬉笑怒骂、讽刺挖苦，在那充满仇恨的肮脏世界里，在人们浑浑噩噩的睡梦中，不正显示着某种清醒

和理智吗？也有人认为诗人表现和歌颂了“丑恶”，塑造了病态美，是消极颓废的。如果我们全面地读一读他的作品，就会知道他其实不是一个颓废的诗人，而只是一个颓废时代的诗人。他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愤怒和鄙夷，并向往和追求着光明。他的苦闷、忧郁，正是“世纪病”的反映，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尽管由于他世界观的局限，有些作品给人以压抑沉闷的感觉，但他敢于承认社会的丑恶并努力将它转化为美，比起那些尽力粉饰生活以便从中获得生活勇气的伪君子，以及那些在充斥社会的丑恶面前视而不见、矢口否认的懦怯者来，毕竟要高超得多了！朱光潜先生说：“艺术必根据自然，但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利。”问题是如何描写，站在什么立场、以什么观点、为了达到何种目的去进行描写。我们应当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来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波德莱尔的创作。

波德莱尔在他的优秀篇章里，通过大家不太精心注意的生活琐事和出人意料的大胆夸张（有时甚至达到荒唐地步）的想象，对世界作了无情的剖析，打破了世俗的“丑美”界限，而对诗人心目中“真正的美与丑”作了热情的讴歌和严厉的痛斥。我们读了它，无疑地有助于认识生活，

认识社会。同时，从研究美学、研究西方美学史来说，看看波德莱尔这位著名美学家的创作，也会不无收获的。

波德莱尔是现代派诗歌的先驱，并被奉为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在他的作品中，诗人绝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有时把社会生活中很复杂很庞大的现象表现为一件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也有时把现实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倍加夸张；并且经常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事去寓意一些大家意料之外的生活真谛，教人有充分回味思考的余地，给人带来新鲜而丰富的思想和意境。我们在读他的某些作品，特别是那些看似怪诞的抒写时，不应该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它，而应该努力从诗人的字里行间找到真正的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