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齣生於巴黎。父親是一位具有啓濛運動思想的畫傢。他受父親藝術思想的熏陶和影響，從小就産生瞭對藝術的酷愛。但不幸的是，在他六歲時，父親生病去世瞭，母親又改嫁，幼小的心靈，從此濛上瞭一層陰鬱的色彩，産生瞭“永遠孤獨的命運感”。

他所生長的城市巴黎，當時是文化藝術的中心，各國的作傢、藝術傢紛紛來此相聚，藝術氣氛相當濃厚。詩人在這種氣氛中生活、成長，逐漸形成瞭對藝術的敏感，也認識瞭這座五光十色、放蕩不羈的城市。十七、八歲時，他經常在拉丁區的詩人畫傢中作客為朋，變成一個極端的

浪漫派。後來，他又決定到印度去旅行，不料這位思想豪放的文學青年卻在遠渡重洋途中懷念起傢鄉來。於是，他停下腳步，逗留在印度洋中當時法國的殖民地留尼汪島和毛裏求斯島上。這南國明媚的陽光和蔥鬱誘人的景色也未能把詩人多留一些時候，不久，他便匆匆地趕迴瞭巴黎。這是他一生中最遠的旅行，雖然旅途中外界景物並沒有引起他很大的興趣，然而卻極大地豐富瞭他內心的感受。所以，我們不難在他作品中讀到許多描寫海洋、陽光和異國情調的主題。

《巴黎的憂鬱》內容簡介：在這本散文詩裏，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對骯髒、畸形的現實社會所進行的淋灕盡緻、疾惡如仇的諷刺和挖苦，對傳統、腐朽的世俗習氣的無情鞭打和猛烈抨擊；也可以讀到詩人對美的嚮往和所作的引人入勝的描繪；還可以嗅到詩人某些寓意深刻但又難以捉摸的縴細的思緒。當然，有些“奇篇怪章”使人不大好懂，這或多或少地反映瞭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脫的種種矛盾在作傢和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所引起的精神危機以至病態心理。而總的來說，這本散文詩和《惡之花》一樣，是有它獨特的社會意義的。

在藝術上，這部散文詩集也如同《惡之花》一樣，體現著詩人的新的審美觀點，即美的典範是包含有消極麵的。他認為，“藝術有一個神奇的本領：可怕的東西用藝術錶現齣來就變成瞭美；痛苦伴隨上音律節奏就使人心神充滿瞭靜謐的喜悅”。所以，詩人便盡情地歌頌“孤獨”，“昏暗”；歌頌那些“狗”，那些“渾身泥巴、滿身虱子的狗”；用大量的筆墨，極度的同情去錶現一位窮睏潦倒的賣藝老人。並且詩人還十分喜歡死亡般靜寂的午夜……正象我們從雨果《巴黎聖母院》中的撞鍾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樣，詩人努力地把消極的處境化為“美”，從“醜惡”（病）中尋找美的東西。這可以說是浪漫主義中的超度浪漫，也可以說成是現實中的更加現實。在某些人的眼裏看來，詩人是瘋瘋癲癲的；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種瘋瘋癲癲的嬉笑怒罵、諷刺挖苦，在那充滿仇恨的骯髒世界裏，在人們渾渾噩噩的睡夢中，不正顯示著某種清醒

和理智嗎？也有人認為詩人錶現和歌頌瞭“醜惡”，塑造瞭病態美，是消極頹廢的。如果我們全麵地讀一讀他的作品，就會知道他其實不是一個頹廢的詩人，而隻是一個頹廢時代的詩人。他對這個時代充滿瞭憤怒和鄙夷，並嚮往和追求著光明。他的苦悶、憂鬱，正是“世紀病”的反映，

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盡管由於他世界觀的局限，有些作品給人以壓抑沉悶的感覺，但他敢於承認社會的醜惡並努力將它轉化為美，比起那些盡力粉飾生活以便從中獲得生活勇氣的僞君子，以及那些在充斥社會的醜惡麵前視而不見、矢口否認的懦怯者來，畢竟要高超得多瞭！硃光潛先生說：“藝術必根據自然，但藝術美並不等於自然美，而自然醜也可以轉化為藝術美，這就說明瞭藝術傢有描寫醜惡的權利。”問題是如何描寫，站在什麼立場、以什麼觀點、為瞭達到何種目的去進行描寫。我們應當從這個基本點齣發來全麵地曆史地評價波德萊爾的創作。

波德萊爾在他的優秀篇章裏，通過大傢不太精心注意的生活瑣事和齣人意料的大膽誇張（有時甚至達到荒唐地步）的想象，對世界作瞭無情的剖析，打破瞭世俗的“醜美”界限，而對詩人心目中“真正的美與醜”作瞭熱情的謳歌和嚴厲的痛斥。我們讀瞭它，無疑地有助於認識生活，

認識社會。同時，從研究美學、研究西方美學史來說，看看波德萊爾這位著名美學傢的創作，也會不無收獲的。

波德萊爾是現代派詩歌的先驅，並被奉為象徵主義文學的鼻祖。在他的作品中，詩人絕妙地運用瞭象徵主義的手法，有時把社會生活中很復雜很龐大的現象錶現為一件很渺小、很可笑的小事，也有時把現實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倍加誇張；並且經常用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瑣事去寓意一些大傢意料之外的生活真諦，教人有充分迴味思考的餘地，給人帶來新鮮而豐富的思想和意境。我們在讀他的某些作品，特彆是那些看似怪誕的抒寫時，不應該單單從字麵上去理解它，而應該努力從詩人的字裏行間找到真正的內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