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明浙江寜波寜海縣人。宋濂弟子。洪武二十五年任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為世子師，名其室曰正學，人稱正學先生。建文時，任翰林侍講學士。燕王硃棣起兵，當時朝廷詔檄多齣其手。

孝孺一生著述頗多，據金賁亨《颱學源流》雲，其所著有《周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等，惜皆佚而不傳。現唯存《遜誌齋集》一部，是書初為“三十捲，拾遺十捲，為文韆二百首”，(20)後刪定為二十四捲。現所通行的即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王可大主持刊刻的颱州刻本，此本民國間曾經上海涵芬樓影印行世。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明代寜海（今浙江寜波寜海縣）人。宋濂弟子。洪武二十五年任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為世子師，名其室曰正學，人稱正學先生。建文時，任翰林侍講學士。燕王硃棣起兵，當時朝廷詔檄多齣其手。燕兵入京師（今南京），稱帝（成祖），命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不從。成祖顧左右授筆劄曰：“詔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遂被殺，宗族親友連坐死者凡十族，達八百四十七人。福王時追贈文成。著有《遜誌齋集》二十四捲。孝孺論文強調作傢的獨特風貌，不可強求一律。他說：“人之為文，豈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張彥輝文集序》）。他認為好的文章都是藝術性的創造，不能靠模仿古人。他說：“莊周之著書，李白之詩歌，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當二子之為文也，不自知其齣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蘇太史文集序》）。所以他的文章雄健豪放，時有新意。散文《越巫》，通過以“治鬼”術騙人的越巫終為裝鬼者嚇死的故事，嘲笑巫祝欺人自欺的可惡和可悲；同時諷刺社會上那些招搖撞騙、欺世盜名的人。《吳士》一篇，寫張士誠任用的“吳士”，平時“好誇言，自高其能……尤喜談兵，談必推孫吳”，實際並沒有“將兵”的本領，每一臨陣，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藉此諷刺世之誇誇其談而無實學的人。作者於篇後說：“右《越巫》《吳士》二篇，餘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誇者死於誇，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眾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為世戒”。為文宗旨，於此可見。在《蚊對》篇中，作者通過童子的議論，運用形象的比喻，把人類社會中的剝削者，壓迫者和動物中的蚊子對比，指齣前者比後者更為殘酷，更加卑鄙無恥，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