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文八大傢”為重鎮的唐宋散文，在我國散文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地位。前人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閤稱“八大傢”，這一作傢群實際上代錶新的散文流派，形成以篇什體裁為主的散文傳統，與先秦兩漢以著述體裁為主的散文（諸子散文和曆史散文）相區彆，並成為以後元明清散文作傢取徑研習的主要對象。

唐宋散文的特點和風格的形成，與唐宋古文運動的發生和發展密切相關。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唐代古文運動，是藉助儒學復古旗幟而推行的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韓愈反對六朝以來所盛行的以辭藻、對偶、用典、聲律為特徵的“駢文”，要求恢復先秦兩漢時散句單行的“古文”；但他提齣“惟陳言之務去”，著力於語言的新穎獨創，又標舉“文從字順各識職”，追求文句的妥貼和流暢，這就從詞匯和語法兩方麵建立起新型“古文”的標準，就不是先秦兩漢“古文”的簡單還原瞭。我們讀他的（進學解》這篇不到七百五十字的文章，竟齣現瞭“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爬羅剔抉，颳垢磨光”、“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迴狂瀾於既倒”、“沉浸釀鬱，含英咀華”、“佶屈聱牙”“跋前躓後，動輒得咎”、“俱收並蓄”以及“提要鈎玄”、“焚膏繼晷”、“旁搜遠紹”、“閎中肆外”等極富創闢的語言，以緻成為現代漢語中的成語或常用詞匯。此篇原濫觴於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但與之相較，不能不說是創新之作，體現瞭韓愈以復古為革新的實績。

唐代古文運動對文體的革新還錶現在體裁方麵。它一方麵緻力於舊體裁的改造和拓展，如在傳統序類中彆齣贈序（《送孟東野序》、《送李願歸盤榖序》等），雜記類之有山水記（柳宗元《永州八記》）；一方麵又努力於新體裁的創造，如寓言（柳宗元《三戒》）及寓言式的雜說（韓愈《雜說》）等。以後宋代散文傢循此精進，更有多方麵的發展。如雜記文中議論說理成份的加重（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蘇軾《石鍾山記》）；筆記小品的大量湧現，書簡、題跋等隨筆之作，信手拈來，脫口說齣，常於絕不經意中活現一片心境；特彆是散文賦的産生（歐陽修《鞦聲賦》、蘇軾前、後《赤壁賦》），更為賦的發展開闢新路。這樣，終於使唐宋散文達到眾體皆備的境地。體裁的革新創造，意味著散文的使用範圍、功能和形製的擴展和變化，同時它又與風格、文學語言的豐富和發展是同步的，促進瞭散文文學性的加強和美學價值的提高。

唐代古文運動的成就突齣卻後繼乏人，降及五代和宋初，靡麗浮泛的駢文重又統治文壇，由此又引發齣以歐陽修、蘇軾為先後領袖的宋代古文運動。歐、蘇雖直承韓、柳，卻又有自己的時代特點：其重點並不在打擊駢文本身，而是緻力於文風的改革。宋代古文運動經曆過反對浮艷空洞的“五代體”和藻飾豐贍、典重華貴的“西昆體”駢文，又吸取宋初古文簡古奧澀、學古不化的失敗經驗，擯斥僻澀怪誕的“太學體”古文，纔奠定瞭平易自然、流暢婉轉這一宋代散文的群體風格。嚴格地說，唐代散文尚未形成群體風格。

當然，宋六傢的散文也是各具麵目的。如歐陽修、蘇轍的紆餘平和、溫醇厚重，蘇洵、蘇軾的汪恣肆、雄健奔放，曾鞏的嚴謹平實、細密峻潔，除王安石以逆摺拗勁、斬截有力而深得韓、柳真髓外，其餘五傢的個體風格實隻錶現為群體風格基礎上的多親友性，“平易”始終是他們風格中穩定的共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