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ls, Edwar，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功能主义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亦是研究Max Weber的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希尔斯本人的政治立场是保守主义的，他用毕生的精力来捍卫传统的研究型大学,认为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作品着重探讨学术自由与外部权威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学者的政治自由问题，为学术自由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著有：《知识份子与当权者》（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1972 ）、《论传统》（On Tradition.1981）等。

導讀

顧忠華／政大社會系教授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知識份子」這個社群，可能被稱譽、被欣羨，但也可能被詛咒、被迫害。他們會有這麼不同的際遇，不盡然來自於本身的特質，倒有一大部份是因為「知識份子」與「權力」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定的「選擇性親近」，而隨著不同社會與不同時空背景的變動，這一層親近的關係有時成了「晉身階」，有時卻又容易使特定成員淪為「階下囚」，引來許多造化弄人的感嘆。

知識份子之所以成為一種「類屬」的概念，流傳著幾種說法，一般認為知識份子一詞的起源，和帝俄時期扮演社會良心角色的一群文藝青年密切相關，這批主要活躍在波希米亞地區的知識菁英，一方面過著自我陷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將解救人民的苦難視作已任，追求精神上的昇華與救贖，他們的種種行為模式，日後被描述為知識份子的「原型」。不過，本書作者希爾斯則是明白表示自己在年輕時代閱讀到曼海姆和韋伯的著作，幫助他確立了基本立場，用來批判一九三０年代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在他看來，德國威瑪共和國覆滅的原因，至少有一部份責任來自於當時的知識份子對局勢的發展「鄙視和忽略」，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悲劇。

以西方這段歷史經驗而言，知識份子的確與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密不可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莫不有一套言之成理的「論述」或「教義」，使得思想成為「信仰」和「力量」，而這套論述的生產與傳播者，非知識份子莫屬。剝除了這些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論述，現代的政治可能只剩下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可是光靠權力，能夠動員得了大批群眾、激發起澎湃的熱情嗎？

知識份子與權力的關係，在這裡出現了一種致命的漩渦，有多少歷代的革命家身兼知識份子的角色，又有多少當權者需要知識份子提供論述的服務，但當知識份子捲入權力的鬥爭中時，馬上會發現理論性知識抵擋不了「敵我邏輯」的貫徹，於是知識份子的獨立特性遭到了嘲弄與踐踏，特別是在極權國家裡，知識份子可能被送到「古拉格群島」，也可能被打成「臭老九」，再一次驗證「鳥盡弓藏、過河拆橋」的權力遊戲規則。

希爾斯本人顯然不太同意知識份子介入現實政治，這從他批評同情共產主義的學者「愚蠢、自我欺騙」以及反對六０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可見一斑，類似的立論，坐實了他被貼上的「保守」標籤，而他也不以為意。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本書中透露自己對於另一個極端──麥卡錫主義──的強烈反感，作為社會學家，他在偶然的機會參與了一群美國原子科學家發起的運動，從而見識到右派的麥卡錫主義者對科學知識份子的不信任與壓迫。基於這樣的親身經歷，他體認出「學術自由」幾乎很難得到一個穩定的地位，其重要理由之一則是「學術界自身對於它自己作為大社會中的一個團體的自由漠不關心」，因此他呼籲科學家們必須關心公眾對於科學議題的看法，將科學知識對公共生活和公共政策的影響作更有效的結合，以爭取社會各階層對學術自由的支持。

他的這番論點頗發人深省，畢竟科學家如果成天只埋首在實驗室，很可能根本構不上作為知識份子的條件，當受到政治勢力莫名其妙的打壓時，才會警覺到與社會的隔閡。相對地，具備有知識份子特質的科學家們，反而可以針對社會關注的議題──如原子能的和平使用──進行公共溝通，並提供有別於官方的專業意見，形成社會進步的動力。希爾斯自己投入過《原子科學家簡訊》的編輯與發行工作，他自豪地形容這份刊物銷量雖小 (約一萬五千份)，但影響力卻很大，並透過國內外媒體的共鳴，將其「獨立、客觀和理性」的形象印刻到美國大眾之中。或許在回顧他一生所從事的事業時，希爾斯會認為：參與過「美國科學家運動」，是他在實踐知識份子的天職上最有意義的成就之一。

由這個例子來看，「權力」不見得只指涉到政治權力，事實上，若再回到時空的座標上，可以發現「知識份子」的定義也不斷改變。在十九世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全世界加起來恐怕不會太多，而二十世紀可說是「大學」最為急速擴張的世紀，目前不只歐美國家，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以興辦大學作為培養人材的手段，加上所謂「知識經濟」的衝擊，二十一世紀對於知識普及的需求只會增加、不可能減少。「大學生」以往是「知識菁英」的同義詞，現在則多少呈現「通貨膨脹」的狀況，不再能自比為菁英；至於「知識份子」，過去比較限定在創造精緻文化的少數意見領袖，現在則在專業化與大眾社會雙重趨勢的夾擊下，陷入了另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因為各種知識的壟斷逐漸打破，知識份子不再擁有詮釋文化的特權，另一方面由於大學生數量的成長，社會階層之間的知識落差縮小，知識份子似乎也日益「庸俗化」，不再能發揮鶴立雞群的效力。

面對這樣的發展，希爾斯倒不像有些保守到反動程度的學者般，一再抱怨大學的增長會使大學生素質下降，他採取較為中庸務實的態度，主張這種擴張代表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理想的實現，也使更多的專業型知識份子被訓練出來，參與到政府行政或社會管理部門，與權力產生了新的結合，反而擴大了知識份子的影響力。他進一步指出，在美國，一場大眾生活的「知識份子化」已經展開，過去並不欣賞知識份子及其工作的政治、管理、經濟與軍事精英，積極參與了創立訓練知識份子的機構，並且接納他們進入權力圈子，其結果是使得權力「文明化」，靠向知識份子鼓吹的核心價值──平等、正義、尊重弱勢等等。

當然，希爾斯也不是天真地認為知識份子「滲透」到社會的主流位置後，可以完全改變權力場域的生態，一旦「政治、管理、經濟與軍事精英」遇到麻煩，可能重新激起知識份子心中「疏離的傳統」，這種傳統警告知識份子與當權者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夠扮演好「異議者」或「批判者」的角色。希爾斯相信，即使知識份子愈益被納入有組織的機構中，所謂「無所歸屬」(或「自由浮動」)的獨立知識份子愈來愈少，但是知識份子社群實際上意味著一個「有效的行動體系」，無論傳統受到了何種扭曲，在各個專門領域以及整個知識界，一代代的知識份子總會將基本的模式傳承下來，並且維持一定的標準。他寫道：「嚴肅的知識份子從來就沒有擺脫過來自於他們階層之外的社會階層的壓力，無論知識份子在經濟和政治中的作用如何，知識份子的任務始終面臨的任務是延續他們自身的傳統，盡他們最大的力量發展它、分化它和改進它。」他接著表示，知識份子「始終必須與教會、國家和政黨，以及商人與軍人們做鬥爭，這些組織和人一直力圖招納他們為其服務，如果他們不屈從於誘惑和威脅，便箝制他們的言行，乃至懲罰他們。當前的情況與過去大致相同，知識份子的職責也仍然相同：那便是服務於他們所發現和確立的準則，並在不放棄他們正業的情況下，找到一條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

「找到一條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的確道盡了古今中外知識份子的心聲，知識份子可能來自各行各業，或許與宗教的、文化的、象徵符號的、意識形態的領域最為相關，但是知識份子必定是以入世的態度，秉持某種理念來參與到世俗的紛擾。亦因此，另一位與希爾斯同樣關心知識份子現象的美國社會學家柯塞 (L. Coser) ，特別用《理念的人》(The Man of Idea) 作為他論知識份子的專書書名，以彰顯理念對於知識份子的重要性。柯塞所強調的「理念」，換成希爾斯，應該就等同於「傳統」，他不但在本書細數了知識份子的五大傳統，也曾經專門寫過一本《論傳統》，來釐清現代人對於「傳統」概念的誤解。這樣看來，希爾斯真正在乎的，是想檢驗這一種知識份子的傳統，是不是會在現代的情境下消失。從上面引述的文字推論，希爾斯應該還是抱持著審慎樂觀的心態，認為歐美的知識份子可以繼承薪火，不至於讓長久累積的資產一夕敗光。

與柯塞所著《理念的人》相較起來，希爾斯這本論文集不怎麼有系統，他自承書中的論文大都是由未完成的片斷論述拼湊而成，但也代表了更廣泛、更融貫地研究知識份子的企圖。尤其在本書中的第三部份，作者將眼光投向新興的發展中國家，探討知識份子在印度、亞非拉等非西方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這是一般西方學者不會特別關切的議題，而希爾斯能夠擴大他的關懷面，是值得予以肯定的。不過，讀者們在閱讀此一部份的時候，恐怕得「體諒」到這些論文寫作的歷史背景，因為其中的觀點大多是五０、六０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也就是難以避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將現代化化約為模仿西方制度的過程，連知識份子在各個社會的功能，也似乎都得先和自身的傳統先畫清界限，再引進西方的「傳統」，才可能符合經濟發展、政治發展、社會發展的要求。這種想法的弔詭性，正在於西方的傳統被視為可以與現代相容，不至於妨礙現代性的進展，而所有非西方社會的傳統則沒有被賦予這種神奇的力量，於此同時，新興國家中執行現代化任務的知識份子，幾乎毫無例外被歸類為吸收西方知識與技術的菁英，他們究竟應該承接誰的傳統呢？

以今天「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論，非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往往去認同殖民者，引致本身的文化傳統遭受到莫大的忽視與破壞，反省到這一點，希爾斯某些不自覺帶有西方優越感的觀點應該受到挑戰，畢竟非西方社會可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知識份子傳統」，並且在現代的情境下仍然發揮著重大的號召力量。譬如中國的士大夫傳統，在韋伯的《中國的宗教》一書中便有專章討論，雖然不見得能掌握到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精髓，但至少點出了若干與西方不同的特徵，可以用來對照希爾斯對西方知識份子傳統的整理。至於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表現，更不盡然符合「現代化理論」對開發中社會知識份子的定位，需要慎重以對，才能避免過份簡化了知識份子現象的複雜性。

最後，就拿台灣做為例子，知識份子的「傳統」由於涉及到「歷史記憶」的多元脈絡，呈顯出承接時的衝突。不同的時空、族群、階層、世代，都會影響到當事人對於「認同」的選擇，是日據時代的統治者或是「台灣文化協會」？是大中國意識下的五四運動傳統？或是台灣意識高張期的「本土化」論述？或許由於有了「選擇」的空間，現在的台灣正處在「傳統不穩定」的狀態中，甚至連「野百合學運」是不是形成一個知識份子傳統，都引起了各方的論戰。從台灣經驗中唯一能肯定的，是大家不必擔心知識份子這個「類屬」會在任何社會消失不見，因為我們看到，「參與凱撒之事的道路」在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制度下，只會更寬更廣，而願意走上這條路的，仍是源源不絕，各位現在與未來的知識份子，祝福你！(本文由桂冠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