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四川宜宾人。

1919年生。1933年入本县叙州联中读书，1935年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毕业。1936年在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初级练习生。1937年上半年在成都联中（石室中学）读书。1937年12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工作。1941年夏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3月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4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京沪竹枝词》等。

1981年，他和范用拍板，出版《干校六记》，

2011年，他大热天伏案，写就《平生六记》。

一位九十五岁的人道主义者、终身的鲁迅先生信徒，

在革命洪流过后，念念不忘几件“小”事。

是妇人之仁，还是良知未泯？

本书是曾彦修先生最近完成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曾老是高级干部中少数头脑清楚、没有被革命锻造为工具的幸存者之一。他晚年常自庆幸的，是平生未整人。这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是凤毛麟角的个案。这本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名家推荐：

良知未泯。

——周有光

曾彦修老人《九十自励》诗中说：“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这本书里讲的是，作者亲历的真实的历史，贯彻了作者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处事精神，值得一读。

——吴道弘

六十年前，我就在彦修同志麾下当小兵。从那时开始，我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退让、动摇。1957年他成为当年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对他的信赖并未动摇。老人现在年过九十，依然写作不辍，为文充满朝气，诚为文坛奇迹。渴望看到这位在任何荒唐面前永不退让的老领导更多的作品。

——沈昌文

精彩文摘：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前记》）

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前记》）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 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反右记幸》）

对全社的“反右”是另外的战场，据说是由文化部某个副部长来主持的。这时，一切政治运动似均已大获全胜了。于是号召全国上阵，翻墙倒屋。爬上屋顶，手执长杆，挂一破布，不断挥舞，口中“喔喔”不停，用以驱赶麻雀。有人发现，黄昏以后，麻雀还远未死尽，又昏昏沉沉地掉到屋顶上了。聪明人又生一计：三班倒，反正人力是使不完的，比麻雀好办得多。使各种飞鸟在天空飞翔二十四时，不让休息，不能进水和食物，那是非力竭坠地身亡不可的。这时，对我的专门批斗似已告结束，我就说，我到屋顶上打麻雀去吧。批准后，我就天天爬上屋顶，大打其麻雀。其实哪里还有麻雀可打。但我在屋顶上自由极了，那时北京还没有一座高楼，在屋顶上四面一望，北京市都到了眼底，真是一大奇观。我这一打，就什么都忘了。别人则以为这是对我的处分，也不敢管。于是三天的任务，我就打了七八天，甚至十来天。单位忙于斗“右派”，哪还注意到我。有谁一想，怎么好久不见这个人了，是不是出问题了。于是派人立即骑车找我。时我正在屋上“喔喔”地赶麻雀。找到我的人怪我为何早不下来，任务只有三天，你怎么一直打呢？我说，我不知道呀！我以为这是一个长期任务呢，就一直打下来了。（《反右记幸》）

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决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真正到了人民都必须放弃自尊心的时候，这个民族恐怕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削弱，几全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力。

我写此时已进入九十五岁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升起来：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但那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梁漱溟不管有多少“唯心主义”，却令人永志不忘。

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此而不改，一个民族的尊严何在？

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反右记幸》）

顺便说一句，大约1984、1985年，承新闻出版署人事司多次打来电话，要我去领回我的“材料”。我未去领。那时，从我的住处上无轨电车，五分钱，就可从我的门口到他们的门口。有一次，我说：“我不领了，下次运动时我可少写点。”我那上面没有伤及别人的一个字。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我有此把握就不去领了。（《反右记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