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經過長期思考和猶豫之後開始寫作這本書。斯大林經曆的事件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他作為一個人十分復雜、矛盾而多麵。

　　因此首先請讀者注意兩點。一點是在斯大林生前的幾十年中人們對許多事的評價往往過高，過分誇大、渲染瞭他的功績；另一點是在斯大林去世後他這個曆史人物以及與他相關的一切開始“聲名狼藉”和“威信掃地”，這一過程至今仍在繼續，其錶現是把一切都說成一團漆黑，一無是處。

　　究竟真相如何呢？

　　為此不得不翻閱成堆的評價截然相反，大部分不客觀、不公正的書籍、文章和研究著作。

　　在一些著作中斯大林是偉大的領袖、各族人民的父親、英明的國務活動傢，在另一些著作中他是嗜血成性的惡棍、有妄想狂心理的罪犯。

　　關於這些“傳記”要指齣的第一點是，所有無論是贊揚斯大林還是給他抹黑的人的做法，都是齣於其意識形態的黨性立場或派彆信念。有些人無非是想通過談“熱點話題”來撈取錢財，隻要有人付錢，他們可以從任何角度來加以描繪。他們昨天還在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學位論文，今天卻急急忙忙地大肆吹捧“自由經營活動”的好處。當年領袖的指示對於他們來說永遠是指導一切的準則，而現在他們卻斷言，他沒有任何理論和哲學，所做的隻有鎮壓一件事。

　　應該對這一切加以分析。

　　我不打算分析、評價和描述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整個一生和全部活動，隻嘗試闡述他的政治活動和軍事活動。

　　我在寫作《統帥》一書，特彆是關於硃可夫元帥的三部麯時，仿佛是在為寫作關於斯大林的書作準備。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的作用在涉及戰爭進程、做齣進行重大戰役的決策的各個戰略問題上是頭等重要的。他的決策是對還是錯，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他的意見和命令是決定性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把我關於硃可夫元帥的三捲本著作中涉及敵人行動的某些章節納入本書中，而且多數情況下未作改動，事實上隻補充瞭斯大林對敵人同一行動的反應。我認為沒有必要對這些章節作徹底的改寫。

　　我在寫作那幾本書的過程中積纍瞭關於斯大林軍事活動的一些材料和思考；此外，許多重要的將領同我的談話以及數以百計的讀者來信都不斷建議我考慮著手寫作關於斯大林的書。許多人認為，我以往的工作、所受的軍事教育以及對檔案的熟悉程度都使我做好瞭寫作這本書的準備。賦予我力量的，不僅是我掌握瞭必要的材料，而且是因為我有著從1947～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在總參謀部工作的經曆。

　　我並沒有親自接觸過他，但多次見到過他，聽過他講話。我要告訴不瞭解我生平的人說：1941年我還是塔什乾軍校學員時因所謂的反蘇鼓動和宣傳被捕並被中亞軍區軍事法庭判刑（蘇聯刑法第58條第10款）。

　　偵查員問我的主要問題是：

　　“是誰給你誣衊各族人民的領袖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任務的？”

　　我犯瞭這樣的“罪行”，是因為我說過：

　　“不少人把列寜忘瞭，總是說斯大林、斯大林，而他在革命和國內戰爭年代裏是次於列寜的第二位人物。”

　　偵查員說：

　　“你在軍人中用這樣的談話散布懷疑情緒，破壞各族人民領袖的威信。”

　　在戰前年代這是駭人聽聞的刑事犯罪，許多人因這樣的談話而被處決。我還算走運，軍事法庭“發瞭慈悲”，讓我活瞭下來。

　　後來我去瞭塔夫達勞改營，伐過木，還去瞭遠北，我幾乎在那裏葬送瞭性命。後來（1942年10月）我在給加裏寜寫信請求奔赴前綫後去瞭懲戒連。大傢都知道，在懲戒連裏要用鮮血來贖罪。我在幾次肉搏中活瞭下來，當時懲戒連隻活下來幾個人。接著是加裏寜方麵軍軍事委員會的決定：

　　“……鑒於紅軍戰士弗拉基米爾·瓦西裏耶維奇·卡爾波夫在與德國侵略者的戰鬥中錶現齣色，取消其由中亞軍區軍事法庭判處的刑期……1943年2月20日”

　　總之，我完全有根據感到因斯大林所受的委屈。但是……

　　我此前的幾本書都是實話實說，在這本關於大元帥的書中我也不改變這一作風。我不以為斯大林辯護或譴責斯大林為目的。我將一如既往，客觀地闡述一切。

　　關於本書的風格和結構簡單說一下。

　　這裏所說的一切都有嚴格的文獻根據。也許有人以為文獻和引文引用得太多，但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認為大部分讀者不可能親自閱讀許多現有的、所謂的普通人難以弄懂的第一手材料。至於我同斯大林身邊的人（朋友和敵人）的談話，這些談話記錄（包括錄音材料）是絕無僅有的，因為我的這些對話人已經離開瞭人世。

　　我對可能産生的認為引文和從各種著作中轉引的材料太多的意見預先錶示同意，我要說明的是，我想寫一本比較全麵的關於斯大林的書，因此收入瞭為老一代讀者熟知而新一代讀者不瞭解的斯大林生平和活動中的細節。

　　這種體裁的特點是什麼呢？我並不追求史詩般的畫麵，因為這本書不是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它是用由我和其他著名或不著名作者搜集到的斯大林事跡創作齣的鑲嵌畫。我最關心的是創作齣我們這位極為著名的同時代人生平盡可能全麵的畫麵。

　　許多戰爭的參加者知道我在寫作關於大元帥的書，於是給我寄來瞭他們的願望和建議，告訴瞭我有關斯大林生平的一些細節。我滿懷感激之情利用瞭這一切。

　　鑲嵌畫和其他體裁一樣都有存在的權利。在這方麵支持我的是彆林斯基的一個看法：“在作傢受史料和事實束縛、隻需要設法盡可能忠實地再現這些事實的地方，似乎藝術（在藝術性方麵）難有作為。但問題是，光是知識淵博不可能忠實地再現事實，這裏還需要有想像力。史料中包含的曆史事實無非是磚頭和石塊，隻有藝術傢纔能用這些材料建造起優美的建築物。”

　　我作為斯大林的同時代人，親自經曆過這些曆史事件，因此完全有根據對事件參加者的所作所為進行判斷。在由幾乎近百年的大量文獻、事實、人物及其行為構成的這幅撲朔迷離的鑲嵌畫裏，我認為我應該是一個指點迷津的“嚮導”，一個對話者。

　　有些地方我詳細地講述瞭尋找文獻的過程、目擊者的敘述、事件的醞釀階段或者我作的評論，這一切都是鑲嵌畫必要的氛圍，它像空氣一樣填充在整個事件中間，不留下一點含糊不清、言猶未盡和模棱兩可的地方。

　　我修改手稿用瞭五年時間，可以而且應該再花上一番力氣，精煉語言，刪去一些，補充一些。但是……根據讀過這一手稿的朋友們的建議和好評我最終決定發錶它。許多比我年輕的戰友和作傢先後離開瞭人世，而我也已經度過80年十分艱難的歲月，令人悲傷的意外也許會和我不期而遇。我非常希望（我不隱瞞這一點）能拿著這本書（我創作中最有分量的一本），在靜靜的書房裏翻看，再一次同讀者們一起走過不僅斯大林生活和工作過，而且我們老一輩也生活和工作過的20世紀最嚴酷、艱難和歡樂的年月。這也就是我們的生活。

　　還有最後一點。

　　我們在前綫投入肉搏戰，激勵我們迎著子彈和死神衝嚮血肉橫飛的戰鬥的不僅是“為瞭祖國！為瞭斯大林！”的口號，鼓舞我們每一個人奮起的還有亙古以來的一個俄語詞：“應該”！

　　我心中對自己說瞭“應該”這個沉甸甸的詞，寫作《大元帥》一本書時我充分懂得自己對讀者和對曆史背負瞭多麼復雜和沉重的責任。